这首诗的前两句,从农村的环境概貌写到田家的欢声笑语;诗的后两句,从鸠鸣雨歇写到日上花繁。结句一个“繁”字,表现了春雨后农村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全诗语言清新自然,以轻快的笔调,写出农家生活的乐趣。
诗人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了江南地区农村的一派自然春光。江南的农村冈峦起伏,竹篱茅舍错落地散布在山冈下面。前面是一派平展的稻田.桑树高高低低地就栽在屋前屋后,春天来了,桑树长出了鲜嫩的绿叶,掩映在平川之间。春耕开始时,按风俗要向田神祈祷丰年。农村的男女老少看完了献祭田神的歌舞以后,带着欢快的情绪回到家里。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欢乐。
“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两句中诗人集中地描写了春天的景色。江南的春天经常会下夜雨,早晨雨停了,阳光照着湿漉漉的新枝嫩叶,显得特别青翠。鹁鸪鸟在树上咕咕地叫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太阳就从东边屋脊上升了起来。墙头的杏花经过夜雨的滋润,盛开得更加灿烂,给村庄装点着绚丽的春光。一幅生动的农村自然图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诗前四句中“难久居”“不可量”“昔”“今”“春”“秋”等暗示生命盛衰的意象中无不贯穿着时间的线索。“三春蕖”是对“荣华”的呼应,“秋莲房”既暗示了生命的成熟,也预示了生命的衰老。盛与衰这一对立的意义包含在同一个意象之中。物壮必老,这是老庄的哲理,也是生命自然的规律。然而,对生命更为残酷的是“严霜结野草,枯悴遽未央”的无奈之境。“柔卉被霜,萎乱纷纭,根叶辄相纠缠”(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暗示了人两鬓披霜,发如枯草的暮年的衰残。“枯悴遽未央”句,生命的“半死半生之况,尤为惨戚,‘未遽央’三字添得味长。”(《陶诗析义》)它是对生命衰而未竭的隐喻。
全诗抒发了感慨衰老、眷恋往昔之情。诗的开头两句,以议论的形式,阐明了宇宙间的一个普遍法则:荣华是难以长期保住的,万物之盛衰一直在变化,是难以预测的。
诗人在永恒的大自然中选取人们最常见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地上生生不息的植物(莲花、莲蓬、野草)和天上周而复始的日月,与短暂无常的人的生命以及难以持久、不可预测的荣华富贵、事业兴衰相对比,这怎能不叫人“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啊。诗人就喜欢和自然界对话,这可以因得到灵感而喜,也可以被悲哀所伤。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