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词的开头，点出季节“秋后”，接着选写了两个带有秋天特征的景象：“亭皋木叶稀”和“关塞雁南归”。“晓云”二句，用拟人化手法，描绘晓云散尽、宿雨来时山间之朝暮变化。一“瘦”字写出了山腰的线条，清晰又柔和；一“肥”字点出了秋雨后水面宽阔的情景。云去山瘦了，雨来水肥了，极有趣味。以上四句道出了自然界奇妙无穷的变化，用笔洗练，秤色俱佳。秋天，对于文人来说，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借秋景写凄冷之情是词人们的惯技，而这里则不然。词虽写秋风扫叶、大雁南飞，但不动声色、不露凄寒之感，在写法上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词人直接呈现秋后物态，差不多看不到词人把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烘托，但词人闲适、宁静的心情，以及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却可感人。其含意与王维《山居秋暝》“随意香芳歇，王孙自可留”相近。
过片抒怀，叹自己年迈，自愿过这种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已久。忘机，与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中“忘机”义相同。“沙鸥”一句化用了孟浩然“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夜泊宣城界》）句，但形象更具体含蓄。沙鸥与人相对，本在画中才有可能，这里沙鸥见人不惊，说明人鸥相处已久。词人飘然一身，正像广阔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但词并无飘泊无依的感伤，相反宕开一层，写“柳溪父老”、“溪南旧钓矶”，转而急止。这一笔，回应“久忘机”，又让读者体昧到作者人世的机巧之心确已荡然无存，寄托的是淡泊而活远的情怀，写得超然。
这首词上下片乍看好象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是横云断岭，似断实连。上片四句秋景，已淡淡地暗示了词人的心迹，即；春天的芳华消歇了，秋景也佳，我自可留在山中。这种恬静执著的情怀，暗度下片，为下片定了基调，其内容也是“天梯石栈相钩连”的。下片的中心是“久忘机”。正因为山中有无穷的景致可供欣赏，在这儿，他可以得到灵魂的休息，可以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不媚世俗的人格，所以他人虽老，仍不改初衰，喜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自甘恬淡一生。这里正是“金针暗度”手法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