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
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故地重游，来到西湖的情景。“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荷衣”表明了词人的隐士身份，在其前着一“破”字，更见其弃世隐居已经很久。“笑”字传达出了词人不愿重回繁华世间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只能一“笑”而已。 “湖间旧时饮者，今与谁俱？”旧时那些与我一起对饮于西湖间的友人，如今还有谁能与我在一起？这二句慨叹词人当年的酒朋诗侣如今已四散飘零，表达了词人对他们的追怀，字里行间流淌着物是人非的凄凉。“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舒。”西湖四周，青山环绕，山光水色秀丽迷人，好似从前那幅美丽的画卷又被携带来重新打开一样。这二句写西湖风景依然秀美如画，未曾改变。“三十里，芙蓉步障，依然红翠相扶。”这二句抓住湖中荷花这一景物进行具体描述，再次抒发了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
在词的下片，作者进一步抒写自己在此情此景中的亲身感受，悲悼王朝故家的沦落和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目清无留处，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放眼望去，西湖美景一目了然，毫无滞留之处，湖水明净，任凭船儿在湖面飘浮，如同浮游在空中，人也仿佛置身在浩渺无边的虚空，飘飘然若羽化而登仙。这三句写景如画，写出了荡舟湖面的感受。在抒写自己的感受时，词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天空倒映在水中，故而船仿佛浮于天上，人随舟摇荡，无所倚靠，故而有置身太虚之感。“残烧夕阳过雁，点点疏疏。”残烧夕阳：形容夕阳像即将烧尽的火球。化用自居易《秋思》诗：“夕照红于烧。”这二句写傍晚时的景色，境界超迈，渲染出西湖夕照之美，引人遐思。“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昔日和我同游共饮的友人如今都已衰老不堪，昔日的豪迈胸襟、满怀壮志，如今都已消磨殆尽。此几句抒发身世之慨，二语三折，含蕴深广，词人内心的苍凉与落寞不言而喻。“故人”二字在这里是相对于西湖而言，包括了词人自己和上片所提到的“旧时饮者”。“漫赢得，秋声两耳，冷泉亭下骑驴。”我独自怀着怅惘的心情附船着岸，骑着毛驴来到了冷泉亭下，一阵衰飒的秋风迎面吹来，在我耳边“呼呼”作响。末二句更作衰飒之语，传达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之情。他本为宋室后裔，却偏生活在屈辱不振、日趋没落的南宋末年，朝廷昏庸，奸佞当道，自己被弃置不用，虽有满腔豪情壮志，但除了骑驴听秋声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同时，在行文上也照应了开头，也道出了他为何甘作隐士退居山林的原因。
这是一首祝酒歌。前两句敬酒，后两句祝辞。话不多，却有味。诗人以稳重得体的态度，抒写豪而不放的情意，在祝颂慰勉之中，道尽仕宦浮沉的甘苦。
古人用“金屈卮”敬酒，以示尊重。诗人酌满金屈卮，热诚地邀请朋友干杯。“不须辞”三字有情态，既显出诗人的豪爽放达，又透露友人心情不佳，似乎难以痛饮，于是诗人殷勤地劝酒，并引出后两句祝辞。
从后两句看，这个宴会大约是饯饮，送别的那个朋友大概遭遇挫折，仕途不利。对此诗人先作譬喻，大意说，你看那花儿开放，何等荣耀，但是它还要经受许多次风雨的摧折。言外之意是说，大自然为万物安排的生长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多磨。接着就发挥人生感慨，说人生其实也如此，就要尝够种种离别的滋味，经受挫折磨炼。显然，诗人是以过来人的体验，慰勉他的朋友。告以实情，晓以常理，祝愿他正视现实，振作精神，可谓语重心长。
于武陵一生仕途不达，沉沦不僚，游踪遍及天南地北，堪称深谙“人生足别离”的况味的。这首《劝酒》虽是慰勉朋友之作，实则也是自慰自勉。正因为他是冷眼看人生，热情向朋友，辛酸人作豪放语，所以形成这诗的独特情调和风格，豪而不放，稳重得体。后两句具有高度概括的哲理意味，近于格言谚语，遂为名句，颇得传诵。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