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全曲通过举例讲述了对世间豪族的否定,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全曲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
小令第一句是从富的角度来写的。其中,“金谷园”是用典,即西晋富家石崇在河阳修筑的花园,以奢侈称著当时:以蜡当柴,美人充室,甚至在厕所中放有香料、干枣等。历代文人用其代富, 《红楼梦·林黛玉题世外桃源》中有: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在庾信 《枯树赋》中也有类似记载: “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昙花。”中间用 “哪得”相连,写出了作者对世间豪族的否定态度,认为石崇暴富只不过是一片云烟,稍纵即逝。
紧接着的第二句,作者将笔触转移到了人生的另一追求,寿的角度上。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想延长生命的期限,抑或还想阻止生命的结束,便 “打铁做门限”来阻止 “阴间鬼的牵魂”,但善良的人们啊,这 “千年寿”的美愿只能是一场空,哪怕把门槛筑得再高、再结实,都阻挡不了 “人固有一死”的生老病死规律。可见,这一切都是枉作。一种劝世嫉俗的感情溢于言表、流于行间。
“汨罗江”一句又是从忠君爱国的角度写的,这句也是用典。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在那浑浊的时代中,原本纯彻的汨罗水也被罩上了 “污屈原”的罪名,这使人很自然地想起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句诗。实际上,这里暗含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嘲讽与对屈原之死的叹惋之情、对忠君报国之人生追求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影射了自己的失意生涯,他 “为人方直,名闻天下,声彻闺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当时却无法施展,这在他的杂剧 《王粲登楼》中有所反映,其中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感情。
“北邙山谁是千钟禄”,这句是对人生显贵的否定。笔随曲意,在最后的三句里,郑光祖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既相逢当痛饮之,否则岂不有虚此行。但同样可视之为面对人生的自由:既来世上而不饮,岂不也是 “空归去”。因此,作者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以诗酒自娱,卒彰显其志。
纵观全首小令,它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作者认为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
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
暮春三月,春色渐褪。面对纷纷扬扬的杨花,诗人们不禁产生种种感触。杨巨源以欢悦心情,描绘出满天杨花的轻盈曼妙的风姿,赋予杨花崭新的形象。“北斗南回春物老,红英落尽绿尚早”,北斗星斗柄南指,冬去春来,大地回春。开头跳过初春、仲春,直指春暮花稀,逼近题意。“韶风澹荡无所依,偏绿垂杨作春好。”韶风,和风。当红稀绿少之时,是垂杨弄春之际。诗人移情韶风,以“无所依”、“偏绿”,将和风写得情意绵绵。以物拟人,跌荡有致。诗歌由春暮引出春风,再引到垂杨,却还没有触及杨花,看似开门见山、拍合诗题,却又琵琶半遮,小作掩映。
“此时可怜杨柳花,萦盈艳曳满人家。”艳曳,美妙地摇曳。前面四句写足春景后,杨花至此才姗姗出现萦盈艳曳四字,写出杨花满天,萦回摇曳,回转飘拂,如在眼前。诗中字面不带风字,而动作却无一不在风中。上承韶风弄花,笔意含蓄空灵。然而只就杨花咏杨花,不免单调枯干。诗中以“满人家”三字引出下文,拓开境界。“人家女儿出罗幕,静扫玉庭待花落”,在漫舞的杨花中,美丽的少女静待花落。花与人相互映衬,环境优美。“宝环纤手捧更飞,翠羽轻裾承不著。”佩带宝环的少女,以纤纤玉手捧接杨花,杨花却一止又飞。少女以华美衣襟兜承杨花,杨花却回旋不止。诗歌虽然只写少女衣饰、举止,但人物的娇戆欢快、轻松自在神态,杨花的轻盈飘缈,宛在眼前。写形寓神,形神兼备。如果说韶风爱花是初次衬托,那么由拟人而真人,则少女爱花,衬托力量更强,奠定全诗明媚基调。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评:“儿童捉杨花,无甚情味。美人游戏杨花,风神无限矣。‘宝环纤手’一联,形容尽善。”
少女手捧不得,衣承不著,杨花却来挑逗戏弄少女:“历历瑶琴舞态陈,霏红拂黛怜玉人。”霏,飞散。杨花在瑶琴前舞态分明,姿势纷呈,仿佛是闻乐起舞。飞过红妆,掠过黛眉,杨花多情,也怜玉人。由人戏花到花戏人,由少女怜花到花怜少女,情感两相交融,愈为浓烈。诗人以花拟人,怜香绿玉想落天外,顿开新境,然而写杨花之神又不离杨花体轻飞散本色,立足实境,求虚于实。
“东园桃李芳已歇,独有杨花娇暮春。”结尾再以桃李消歇,反衬杨花。一个“娇”字,再次以花拟人,遣辞传神。没有上文少女戏花,“娇”字意境就不复存在,没有花戏少女“娇”字神态就无从说起。一结贯通全篇,风神摇曳。通篇至此流走轻灵,一气呵成。
历来咏唱杨花之作,由于春色难留、芳菲凋谢,情怀不免感伤,大都慨叹其飘泊零落。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曰:“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绿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石懋《绝句》曰:“来时万缕弄轻黄,去日飞毬满路旁。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杨巨源却开掘暮春杨花漫天飘舞的美姿,抒发美好情怀,人取我弃,立意新颖,表现出诗人浓郁的生活情趣。为了突出杨花可爱,诗中进行层层衬托,以“红英落尽绿尚早”反衬,以韶风拟人正衬,以少女戏花再次正衬后,又以“东园桃李芳已歇”再次反衬,主宾配合,笔致多变。全诗语言丽词迭出,单韵流转,呈现出斑斓多姿之态,亦表现出诗人明朗愉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