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摄取瞬间快景避开直接描写,用生动形象的“穿林”响声和贴切的比喻,用老者的眼光开掘稚子的情趣。
一、二句“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金盆,古时把金属的东西统称作金,这里指铜盆。脱,脱离,取出。晓,清晨。钲(读zhēng),锣。说清晨起来,儿童从铜盆里取出夜间冻好的冰块,用彩色丝线穿上当作银锣。天寒才能结冰,冰块又是很凉的,儿童却早早起来去玩它,写出儿童不怕冷;一块凉凉的冰有什么好玩的呢?有的,可以穿上丝线当锣敲。这是只有儿童才想得出的,而且是“彩”线,“银”锣,又很美。说明这个儿童既顽皮,又聪明精灵。
第三句“敲成玉磬穿林响”,磬(读qìng),乐器名,古时常用玉石雕成。悬于架上,以物敲击。这句详细描写儿童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说他手提“银锣”在树林里边敲边跑,“银锣”发出玉磬般美妙的乐声。无疑,这声音清脆悦耳,传得很远。“穿”字,有人在林间奔跑的意思,也有声音的传播。诗句将儿童得到“银锣”,兴高采烈的情态传神地描绘出来,让人想见他那狂喜的身影。
第四句“忽作玻璃碎地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诗的发展出现了波折。玻璃,古时指天然的玉类美石。碎地,落在地上摔碎。意思是;儿童手里的冰块忽然掉在地上,摔碎了,那声音就像美玉落地摔碎一样。儿童的心情怎样呢?诗人没有写,但可以想象出,一定是感到突然,有些遗憾,先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地上碎裂的冰块。几乎同时送到耳朵的声响竟是那样优美,又ー个意想不到,也许他会瞬间转忧为喜,高兴得又蹦又跳了。这最后一句,意外,又合情理。沉甸甸的冰块,用丝线提着,掉下是很自然的冬天地面冻得很硬,冰块又硬又脆,落地摔碎也很容易。但儿童不考虑这些,只顾高兴地跑呀,敲呀,结果摔碎了。活画出儿童天真可爱的形象,而且情趣横生,余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
诗中孩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色泽上,“金”盘“彩”丝串“银”冰;形态上,是用“金盘”脱出的“银铮”,圆形;声音上,有 “玉罄穿林响”的高亢,忽又转 作“玻璃碎地声”的清脆。全诗形色兼具以感目,声意俱美以悦耳赏心,绘声绘色地表现出儿童以冰为钲、自得其乐的盎然意趣。
全诗突出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儿童忘却严冬的寒冷,保持他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快乐。孩童与老人在心理特征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唯其如此,孩童的“脱冰作戏”的场景在老人的眼里才有依依情趣。
正是以这种老少相通的心理特征为审美基点,杨万里通过“以稚为老”的手法使童趣化为诗趣,一方面从稚子的心理出发,描写“脱冰”的动作细节;另一方面基于世人的心理去感受,欣赏其行为细节,这样孩童的稚气与老人的“天真”相映成趣,融为形之于笔端的盎然诗意。诗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儿童的天真,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
这是一首双调的词,前、后两段声律完全相同。上片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下句以抒情为主,情中有景。该词是苏轼的早期之作,以清奇、流动的美感显示出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的特色。
上片写出游途中的晴雨变化,以及骑马赶路的轻快心情。起笔用对句,写出了近乎奇妙的天气变化:“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一个“暗”字,从色彩与光线着笔,兼有暗淡、昏暗以至黑暗诸义,再加上“疑夜”的渲染,令人想见天低云暗、雨意浓酣以及雨水如注的景象。一个“报”字则将风人格化了,风儿转了向,忽然向人们报告天已放晴的好消息。这两句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的一种奇观,而且写出了人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还怀疑是夜色降临,而雨霏天晴,只在转瞬之间,心中仿佛也一下子亮起来。这里不带有对大自然神秘性的恐惧,而是对其偶然出现的奇观的欣赏,并写出了从忧疑(恶劣天气对出行在外的人不利)到安详的心态。后来苏轼在出判杭州时写过“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的诗句诗中的“忽”字与该词中的“忽”字,在洞识天象、曲传心态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句紧承前句,描绘出傍晚放晴后的景象。 “明”字与首句“暗”字相呼应,又与次句隐写心态的意思相承,进一步表现出心境的开朗。全句很像是一幅色彩鲜明、轮廓清楚的写生画,使人想起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它又像是影视中的一个远镜头,为下文写苏轼自身的活动交代了白然背景。“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一句,则像是连续推出三个近镜头,分别现出了一丛丛小草、柔软的沙地、溪边的山路。最后推出一个特写镜头,轻捷的马蹄。这里写草,写沙,写路,各具特点和美感,都是为了衬托出骑在马背上的人在匆匆赶路(已近黄昏,天光有限),以及苏轼的轻快的心情。这是一种借物写人的手法。
下片转入叙事和抒情,着重写旅途的劳顿以及对神仙之事的遐想。“卯酒醒还困”,这是该词中唯一的一句叙述,交代了苏轼早晨饮酒登程,以壮行色这一有关情事,以及此刻虽从酒中醒来,却感到疲困的状态,整天的鞍马劳顿全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苏轼还得马不停蹄,而不能歇息下来做个美梦,“仙材梦不成”一句便是此种情境下说出的俏皮话,但苏轼却止不住地对神仙之事的遐想。“蓝桥何处觅云英”借唐传奇《裴航》中的神话故事,写苏轼自己幽渺的情思,隐隐透露了苏轼的遁世思想,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超逸的情致。末句仍依此思路下笔,“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却留有有余不尽的韵味。因为在词人想象中,山间流水有可能与神仙境界相沟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对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因而闯入桃花源的描写,以及张旭《桃花溪》诗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的句子,其用意与苏轼相近。当然,那样的机会极为难得,所以用“只有”二字表示了轻轻地叹惋。苏轼在旅途中为什么会联想到神仙之事呢?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山地清幽的环境激起了苏轼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片的山水描写像是一种伏笔。二是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写该词时虽然才28岁,而遁世观念却早已产生了。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这首诗首联写登山楼后的视野开阔,营造了一种忧伤国事的悲怆气氛;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象,但景语含情,飘摇的风雨象征国破家亡之后的悲痛和哀恨;颈联是写诗人登楼后的感慨,也是诗人对时局的忧思;尾联用典,希望能够有勇士复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之情。全诗气象浑厚,笔力遒健。
首联写出危楼临海耸峙的壮观景象,楼借海势,大海的壮阔更衬托出楼之雄峻。首句切“海”次句切“山”写山笔法又有不同。“一生襟抱与山开”情由景生,故情景合写,有虚实相映之妙。抽象虚泛的秋色借具体的终南山而表现其寥廓高远,此处诗人的胸襟怀抱也借助山海的壮阔而获得展现。此句字面上写“山”实包涵海天在内,为后半的抒情伏下一笔。
联写登楼所见之景。此联亦用虚实相生之笔法,岸与潮、楼与雨均为实景,而天影与春容的虚景则在实景中得到展现。此联不仅雄浑壮阔,而且以“入”“来”两个动词写天光云影与春日气象,使整个境界为之飞动,这种潮水奔涌、风雨齐来的危楼景象也反映了时代的动荡和诗人的不安,由此导入诗下半部分的抒情。
颈联抒写了报国无门、回天无力的悲愤。“慷慨赋诗”所赋当为抗敌报国之歌,但自己却只是一个多年流落江湖的“放臣”,空有一腔爱国热血而无用武之地,故反自生怨恨。“徘徊舒啸”亦为排遭心中愁闷,但金兵长驱直入,投降派执掌军国大计,目睹国事日非,只会更增悲哀。此联以虚词“还”“却”斡旋,传达出诗人跌宕起伏的悲愤之情。
尾联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通过怀古伤今,将悲愤之情发挥至于极诣,全诗留下无穷的感喟。这两句化用杜甫《昔游》的诗意:“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杜甫诗中描绘了国力强盛、英雄云集的盛唐时代,同是登高望远,却已今非昔比。诗人呼唤灭胡的猛士,那发自肺腑的一问是问苍天,也是问朝廷,问普天下之人,倾吐出满腔的爱国热望。但末句的自答却流露出极大的失望,包含了对朝廷执政、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怨愤。诗人为民族的命运哀叹,故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此诗风格雄浑悲壮,音节宏亮顿挫,足以继响杜甫的《登高》。在情与景的安排上,既有前后的分工,又有内在的联系与渗透。前半写景,却已关及怀抱,后半抒情,却处处意含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