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堂荐寿，请君著意，和气潜回。化作一江春酒，都将注入尊罍。
黄堂荐寿，请君著意，和气潜回。化作一江春酒，都将注入尊罍。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独漉篇》原为乐府“拂舞歌”五曲之一，古辞以“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仇不报，欲活何为”，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
“独漉水中泥”，“独漉”在今河北，传说它遄急浚深、浊流滚滚，即使在月明之夜，也吞没过许多行人。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述说它“水浊不见月”的污浊，第三句“不见月尚可”，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揭出它“水深行人没”的罪恶。这“独漉”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诗人所愤切斥责的，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并将“河北”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他们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暗了天月，吞噬了无数生灵。
接着由纷乱的时局，转写诗人客中飘泊、报国无门的孤愤。当中原深受罹乱时，诗人正孤身一人，飘泊在东南。眼看着“越鸟南来”、“胡雁北渡？”，诗人心中不胜悲哀：那鸟雁飞归的北方，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我欲弯弓向天射”一句，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射天”奇思。它与“拨剑四顾心茫然”一样，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但弯弓射天，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雁，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失却归路，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眼望月下的树影，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诗人不禁一声长叹：“客无所托，悲与此同”——他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飘荡无主。
自“罗帷舒卷”以下，诗境陡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却还独伫空堂，他究竟在等待着谁？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诗人惊喜中转身，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随着罗帷之开，月光便无声“直入”，正如豪爽的友人，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然而它只是月光的“无心”造访，根本无深意可解。这四句从清风、明月的入室，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思致妙绝。而且以动写静，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衬托得孤寂冷落。
诗人所期待的，就是参与平叛、为国雪耻之用。
“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如同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锈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末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据《幽明录》记，楚文王得一神鹰，带到云梦泽打猎。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鸢毫无兴趣，而竟去攻击九天巨鹏并将之击落。此诗结句所展示的，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而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发出了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声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声音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之中。
此诗共分六节（乐曲的章节），初读起来似乎“解各一意”、互不相属，其实却是“峰断云连”、浑然一体。从时局的动乱，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从独伫空堂的期待，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最后壮心难抑、磅礴直上，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其诗情先借助五、七言长句盘旋、摩荡，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而奇幻峥嵘之思、雄迈悲慨之气，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行路难三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相比，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