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此诗写诗人乘舟路过安仁时,所见到的情景。这首诗语言浅白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这里有作者的所见:一叶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他们收起了竹篙,停下了船桨。也有作者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是想利用风让船前进啊!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这是诗人看到的情景。两个小孩之所以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是因为他们虽坐在船上,却没有划船,撑船用的竹竿收起来了,船桨也停在那里,这是奇怪的事。由此可见,此时诗人的心情是闲适的,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才注意到两个孩童的所作所为。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这里省略了诗人看到的两个孩子撑伞的事,省略了诗人心中由此产生的疑问,而直接把疑窦顿解的愉悦写了出来。疑窦的解开,可能是诗人看到孩童异常的行为,就开始更认真地观察、思考,结果是恍然大悟:两个小孩没下雨也张开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舞动伞柄使风吹动小船使船前进。也可能是直接就问两个孩子,孩子把原因讲给他听的。不管怎样,知道了原因,诗人一定是哑然失笑,为孩童的聪明,也为他们的童真和稚气。
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到儿童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诗人非常善于利用儿童稚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诗人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童子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不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这里的“华灯”“玉樽”既是写实,更是用以烘衬“豪门”的穷奢极欲铺排张扬的生活。“娇女”,说明少女处于一种被压迫无力抵抗的地位。两句对衬:一面是奢侈荒淫,一面是生活所迫;一面是酒食喧腾,一面是强为欢乐。两句写了同一场景,而人的苦乐迥异,这正是身份背景对立的表现,也是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这两句全是写“侍玉樽”的“娇女”。面对着这伙酒气熏熏的富豪们,少女忽然想到了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天地”里的亲人。她流下了眼泪,但是这眼泪却不敢也不愿让人看见,一个“掩”字,语重千钧,深刻地反映出这位孤苦无依少女的处境,凝聚着作者鲁迅深厚的同情。“佯看”,见出少女的聪明智慧,更见出少女的不得已;“强颜欢笑”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
这首诗作者在“尺幅”之大的画面上,绘出了当时生动的阶级压迫情景,囊括了彼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实”世界。当时的旧中国,一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人者”的荒淫与奢侈;一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的“被吃者”的痛苦与呻吟。诗的思想内涵是既广袤而又深刻。
在艺术上作者采取了“以小见大”“以点代面”的写法,由于作者深知七言绝句的“局限”性,所以他一面选取了豪门盛宴这一场景,一面却以“娇女侍樽”作为中心出现在“画面”上。表面看来,前者是“主”,后者是“宾”,但实际恰恰相反,诗的主题中心在“娇女”(她代表着一个阶级,一个“世界”),而“华灯照宴”那喧腾气氛,不过是用来衬托这一中心人物,反衬她的可亲可敬,以及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