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扣题,以“惊雷”发端,用“拔三山”、“倒百川”形容雷声的威力和暴雨的势。三、四句写诗人身居客地,难以入眠,又逢雷雨之夜,寒气袭人。作者忽发奇想,这震天霹雳缘何不善解人意,震而静胡烟把金兵赶出中原?五、六句回到现实之中,农家田园荆棘丛生,暴雨袭来,流水茫茫,空成汪洋一片,而北方仍为金人占领,这些大雨流水为何不能洗去胡人的腥膻之气呢。这两句蕴含着作者的报国热望以及对南宋残败政局的深深忧虑。结合三四句写出作者在风雨震电之际,感慨深沉,从个人的处境,想到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心旌摇摇,不能自止,写成的诗句就倍感沉痛。尾联诗人难抑激愤之情,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感慨。上句谓欲向最高统治者上疏献策,语出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然作者一介书生,有志陈词帝所,难免有“叩阍无门”之感。但作者激于忠愤之情,仍然有意向皇帝陈情,表达自己优国忧时的心志,希望朝廷早日组织力量,北定中原,一洗“河洛腥膻”之气,使国家复兴。下句典出《晋书·王陶传》:“殉梦人以大笔如橡与之”。写作者虽有陈词之志但感到自己人非大手,笔非如椽,唯恐倾诉有所不尽,无从收到补救时艰的效果。
这首诗以景兴起,继写感受,结以抒怀,结构紧凑,转接自然。写景时笔力雄健,气势不凡,抒情时沉痛激越;时见激愤之气;回荡着爱国激情。结尾两句,前句是愿望,后句是谦逊之词,语言婉曲,显出诗人书生本色。
前一首词写男女之间的私会,是女子在晚上潜往男子的居处。这首词仍是写私会,却是男子悄然行至女子的寝所,时间则是在正午。
词中所写只是二人相对的一个片刻,女子写得娇羞妩媚,男子写得温柔体贴,一片脉脉深情。首句中“蓬莱”、“天台”的形容,不仅暗寓女子的美貌,也代指居所的精美,下启“画堂”,再加修饰,有一种金屋藏娇的意味。而用一“闭”字,强调深居禁严,难以接触,巳露出私情消息,与下片中的“潜来”相呼应。“人无语”,既指“昼寝”时光,周遭静谧无声,也表示到来的步履悄悄,不曾有所惊动。既没有惊动侍从,也没有惊动正在午睡的爱人,于是男子得以俯身注视卧榻上的爱人。她睡得香甜,睡得酣畅。乌黑闪亮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枕头上,绣花夏衣又轻又薄,透出那身体特有的香味,令人心醉。或是身体的移动,或是脚步的挪动,一个不经意的细微动作.带动了男子身上悬垂的玉佩,发出一二声清脆的鸣响,惊醒了梦中人。只见她双眸慢慢睁开,正与俯看者的目光相对,笑容随即在美丽的脸庞上轻轻荡漾,二人无语,“相看无限情”。这传神的描写,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上片写“潜来”光景,下片写“相看”情景,过片以“珠琐”承绣衣,正将会见的双方相联系。两阕一气呵成,上下之间,几乎不见痕迹。结句最有味,本是一方行为的叙述,此时换作了双方感情的交汇,虽是平平的描述,但热烈在其中。
词中的“鸳鸯梦”用得很着力。因是思念而有“潜来”,因是深爱而俯身含情凝视,故因己及入而推想女子睡得如此香甜,一定是在梦中有相聚,鸳鸯正成双。唯其如此,女子“惊觉”之时,才不以为惊,而是“慢脸笑盈盈”。“鸳鸯梦”虽是猜测,却是感情的祈愿,因而将现实与幻梦浑然交织,梦里梦外,写出二人的心灵相通。注目相对之时,自有无限的柔情。又如“盈盈”二字的巧用。“盈盈”与“笑”相连,是形容笑容的可爱,而“盈盈”又可独立出来形容目光,刻画“相看”的情态,可谓是一词多义。
这是一首借物寓情、托物言志的诗作。作者通过对莲蓬人“芰衣荇带”的外貌装束,“风定犹香’的内在神韵,却红衣、学淡妆的绰约风姿,亭亭净植的正直风骨的叙写,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莲蓬人的画像,赞美了莲蓬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和迎着秋风净植荷塘的抗争品格。作者正是假借莲蓬淡雅绝尘的特征,寄托和体现自己对奴颜媚骨的鄙视,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更体现了作者敢于与世俗抗争的精神。因此,全诗以咏莲蓬为形,以抒情怀为本,正是作者立世为人的自况自勉,标举风骨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对他人的忠言警谏。
全诗可分为四层。起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外表风姿:她以菱叶为衣,以荇茎为带,居住仙乡,清香不散,真是高洁雅致,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理想境界的神往。颔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典型环境:秋风萧瑟,鹭鸶远飞,夜深露浓,芦花伴玉,勾勒出一幅秋景的画面。这是作者另寻新路,独立自持的写照。颈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风骨神采。洗净脂粉,脱去矫饰,换上淡妆,更显高雅别致。是描其形,摄其神。这既是对莲蓬人改红妆为淡妆的实写,又是作者与世抗争的虚写。尾联侧重抒发作者的劝谏之情:莲蓬亭亭净植,迎秋风,斗秋雨,沐秋露,不随残叶坠荷塘,永“呈风骨”。作者劝谏他人勿与鄙俗之辈同流合污,永葆独立挺拔的本色。全诗至此,情感愈真,格调愈高,意境愈深。
这首诗通过对寒秋凄凉的荷塘上仍直立水际的莲蓬美好形象的描绘,借物寓情,抒发诗人淡雅绝尘、高标净植的人格理想。拟人的手法,脱俗的妙思,寄托着纯洁的精神境界,显示出崇高的品格追求。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