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
此词作于词人贬监处州酒税时。
此词名扬于时。苏轼有题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从迁客游……诵少游事甚详,为予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黄庭坚跋此词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全词题为“梦中作”,系写梦境,先写出中漫游,再写飞云空中变幻和醉卧出藤阴下。整首词出语奇警,意境幽绝。
起首二句,写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环环相扣,宛转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场春雨,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春雨过后,春花盛开,给人以无比绚烂的印象;而春花一动,整个山间又出现一片明媚的春光,遂使人目迷五色,如入仙境。作者仅用寥寥十一字就写出了一个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奇特境界,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三、四两句,紧承前意。“行到”一句,与首句“春路”相应,点明方才的一切乃词人的梦魂春路上行走所见,而这条春路,傍临小溪,曲径通幽,越走越深,境界越是奇丽。“有黄鹂千百”,则把这种奇丽的景象充分地渲染出来。“小溪深处”,应是一个静谧的所在,黄鹂或许正树上栖息。词人的突然来到,打破了一片岑寂,无数黄鹂立刻喧腾起来。上有黄鹂飞鸣,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满山鲜花烘托,境界何其优美。
过片二句,镜头移向天空,只见飞云变幻着各种形态,竟象龙蛇一样,碧空中飞舞。“夭矫”二字,写出龙蛇盘曲而又伸展的动态,极富于形象性。“空碧”即碧空,因押韵而句法倒装。碧空万里,龙蛇飞舞,这个景象煞是壮观。它象征着词人梦境中获得了一刹那的精神解放。对作者用语和造境之奇特,清人陆云龙评曰“奇峭”(《词菁》卷二),陈廷焯评曰“笔势飞舞”(《词则。别调集》)。所谓“奇峭”者,当是指景象奇伟,格调峻峭,非一般绮靡之作可比,也与少游其他作品不同。所谓“笔势飞舞”,是形容词笔纵横捭阖,笔端带有感情,落纸如龙蛇飞动,奔逸超迈,运转自如。
“醉卧”二句,由动至静,静的状态中,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反映出词人消极出世的思想。古藤浓阴的覆盖下,词人酣然入睡,置一切于不顾,似乎很超脱,达到了无我之境,实际上这是对黑暗现实一种消极的反抗,亦即明人沈际飞所云“白眼看世之态”(《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处写得静谧幽绝,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据此,此词当为秦观于绍圣二年春所作,离去世有五年之久。因结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后人遂以为其死于藤州之谶,实属一种迷信说法。
全词所写,皆淡语、景语、致语、丽语、奇语,景致奇丽,意境深微,借优丽的梦境,隐托痛绝的情怀,确乎“如鬼如仙”,“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充满浪漫、奇诡的色彩。
这是诗人登沧浪亭怀念朋友之作。一开始就出现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形象。他在园中独步觉得无聊,正是因为友人离去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空虚之感。继而登高四望,则属于寻觅怅望,自我排遣。由于心境寂寥,望中的景色也偏于清冷。霜林自红,而说秋色入林,在拟人化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秋色已深。竹色至秋依然青翠,而日光穿过其间,更显得玲珑。林红竹翠,本来正宜会集朋友把酒吟诗,但酒友离散,如同秋风中的燕子;诗社亦已凋零,正像霜后梧桐。颈联两句写景,比兴意味很重,零落的秋景中带有人事象征,因而自然地过渡到末联,引起诗人惋惜聚散匆匆,慨叹无人伴其醉吟。
诗题为“怀贯之”,篇中并没有出现“怀”的字样,但从诗人长吟远慕的情绪和行动中,却表现出对友人的强烈、深沉的怀念。诗中友人虽未出面,而处处让人感到他的存在,时时牵绕着诗人的感情和思绪。那危台,那林木,那翠竹,都曾经是作者和友人登览、吟咏的对象,其间都如同留有友人的一点什么,却又无可寻觅,反而触景兴慨。这样从诗人怅惘的状态和表现中,便把萦绕在心头难以排遣的怀念之情表现得非常深入切至。
怀念人的诗,格调上一般以低回婉转容易取得成功,但此诗气格却颇显高远。开头独步无聊、危台四望,就有一种超迈迥拔之气。所写的红叶、秋桐等秋景,也是以清幽萧疏的基调,反映着人的情绪。诗中说友人是“暂来径往”,从字面上来看,他离别的当儿也没有那种依依之情。诗人的怀念属于更深沉、更内在的一种类型。而这,在艺术上更难于表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