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纳兰的词，总是让人感觉缱绻幽情，该词自然也不例外。全词辞藻优雅，言浅意深，可谓是直抒胸臆的佳作。

　　一开篇，作者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黄昏时分，城头号角响起，词人身患疾病，心情异常低落。接着纳兰向我们交代了此时他正在做什么， “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那么，纳兰到底是因何而生病呢？他在下片给出了答案： “多情自古原多病。”患病之人一般都会自怜自伤，纳兰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是独自病在异乡，没有亲人的悉心照料，没有朋友的嘘寒问暖，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揽镜自照，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日渐消瘦的容貌。

　　词的结尾两句似乎很好理解， “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病中的纳兰触景伤情，以至于轻轻弹一下手指，就伤心得泪下如丝，但是他又不想让想念之人知道自己患病的消息后徒增伤心，于是央求东风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里的“弹指”指代别的是纳兰好友顾贞观的词集《弹指集》。那尾句中的“玉人”又如何解释呢？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它当然是指美丽洁白的女子。另外，它也会被用来指代风流俊美的才郎，由此看来，纳兰以玉人来称呼顾贞观，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全词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充分体现了纳兰词“率直性灵”的风格。

　　这是一首歌颂周王关心农业生产，训勉群臣勤恳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发展农业的政策，感谢上天赐予丰收的乐歌。全诗反映出周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据西周文献，周王朝在立国之初就制定土地分配、土地管理、耕作制度的具体法规，如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水利建设以及轮种等耕作技术都包括在内。这一套法规，就是诗中所说的“成（法）”。当时鼓励开垦土地，又注重土壤改良，把田地分等级，耕二年称“新田”，三年称“畲”。为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朝廷规定了因地制宜的整治方法，如轮作、深翻、平整、灌溉、施肥等等，即诗中所说的“如何新畲”，周王要求臣民按颁布的成法去做。周朝重祭祀，祭礼众多，不但在开耕之前要向神明祈祷，而且在收获之后也向神明致谢，这篇诗中面对即将到来的丰收，自然也要向神明献祭，感谢“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当时的周王不但春耕去“藉田”，收割也去省视，末三句就是写这一内容。周王说：锹、锄暂时用不着了，要收好，准备镰刀割麦子吧。他对农业生产很熟悉，指示比较具体，这进一步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此诗的“王”，可信是成王。它编为《臣工之什》之首，下一篇《周颂·噫嘻》首句即直称“噫嘻成王”；因为这一篇用成王的口气，作为成王的训示，所以放在前面，它们都是歌颂成王的。殷商后王把歌颂先王省耕和祈祷神明的诗，配合乐舞，作为宗庙乐歌在一定的礼仪上演唱，也是为了追念先王的功业，继承先王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继续贯彻执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所以，此诗和其他几篇农事诗都被编入《周颂》。从此诗的形式来看，全诗十五句，不分章，不用韵，与《周颂》其他作品相类，确是宗庙乐歌。

　　这首短诗分三层，即周王给臣工们讲话，分三类对象。一是对群臣百官：辛苦了，赐你成法，请来受教。二是对分管农业的官吏们：时令已是晚春，小麦即将成熟，今年又是丰收年啊！这其实是在表彰他们的劝农之功。三是对农夫们：准备收获吧！欢快之情跃然纸上。

　　此诗的历代训诂也多歧义，主要是第三句的“成”字和第五句的“保介”一词。“成”字有释为“成绩”者，则句意为“王对你们的成绩给予赏赐”，亦通。《诗集传》等书所释“成法”于上下文义亦圆通顺畅。“保介”一词，有人释为“执甲之士”，即周王左右卫士，有成篇的考据；或释为“农官”已合情合理。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