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仿效民歌写男青年向姑娘求婚求爱的新词。它强调了爱情不要倚仗貌美,要选有情有义的郎君来嫁。当然由于封建帝王的审美观,把一个美女写得珠光宝气,宫样梳妆,脱离了民间姑娘的天生丽质。
上阕集中描写女子的美艳过人。先写发髻,“宝髻”二字透露出来的是精致与讲究。“偏宜宫样”是侧写其气质不凡,盖宫样发髻虽时髦好看,但非人人适宜,而词中女子则天性合适,宛然定制。唐时妆饰风气往往以宫女为典范,故发型和服装的“宫样”意味着潮流和卫,如刘禹锡《赠李司空妓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即是指官样发型,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届细长”,韩《忍笑》“宫样衣裳浅画眉,晚来梳洗更相宜”则主要指宫样服装。
接下写脸部,视觉上的脸嫩、眉长与嗅觉上的体香,衬托出一个青春可人的女子形象,尤其是“天教入鬓长”一句极力写出了女子的天生丽质。这里虽用了张敞的典故,但并非表现恋人或夫妻恩爱的意思,而是着力表现其超乎寻常的美丽。《西厢记》中张生第一次见莺莺,就这样描写道:“则见她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也是被莺莺长长的屑线所吸引。有学者认为“体红香”一句乃是暗写杨贵妃,因为《开元天宝遗事》“红汗”条记载:“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但是否能由此将“体红香”归为杨贵妃的专有特征,却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从结构上来说,整个上阕都是集中描写头部和脸部的装扮,如果插入一句对身体的描写,不免使文笔显得枝蔓了。而且“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红妆及脂粉香用于脸部描写也是常见的情形。
下阕转入议论。盖此女子因自恃其过人之艾艳,—般男子难入其眼。但真情可贵,青春短暂,故词人郑重劝告:美貌不可恃,青春都一晌,如遇有情郎,不妨付衷肠。此即使以朋友口吻相劝,虽有关切,却无爱恋。
全词语言生动、流畅,饶有民歌率真风味又不失含蕴。象“莲脸嫩”的鲜活比喻,“体红香”的鲜明生动描写,眉黛的夸张,下半阕流水般的明快、俊朗、流畅,都是艺术纯熟的表现。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
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