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一首描写宫廷生活的应制词,此词写的是帝王的歌舞升平生活。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首三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及时令气候,语句精美、华丽,透着淡淡的秋的气息。上片写景,从黄昏的余霞写到初生的新月,以及卷帘眺望之人。“夜凉”二句当为卷帘之所见,境界空阔,万籁俱寂。星汉灿烂,在这浩瀚的天宇之下,人倍觉孤单,再看四周,楼宇宫殿,层层叠叠,都笼罩在清寒的秋意之中。此处“秋”前著一“锁”字,既点出时序,又有秋意清寒的心理感受。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下片转写清晨景象,描写了盛世太平岁月里宫中歌舞升平的场景。“瑶阶”、“金盘”、“凤髓”及“三千珠翠”烘托宫中帝王生活的奢侈与豪华,同时亦反映了北宋初期封建统治者乐于游畋的一个侧面。其中“瑶阶”三句,极写宫中静谧气氛。煞拍两句写帝王之游,富丽豪华的场面与上片的凄清寂寥形成对照。
此词为应制之作,言辞颇为考究、精致,雍容华丽中不乏清婉。
《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是唐代诗人权德舆的五言律诗,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写在端午节那天,礼部尚书房内的端午习俗。
开头写端午节,相互祝福,长命百岁的风俗。接着写衣服挂着带有共同心愿的彩色丝线,以示端午节风俗。接下来转而写到尚书省空寂无人的感触。
这首诗运用典故,写出了礼部尚书的端午风俗,进一步体现出了平淡中蕴含深永情味、朴素中具有天然风韵的特点。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
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
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qú],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