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该诗写思妇怀念丈夫的怨情,虽然寄寓了作者对唐中宗的思念,但不是实写自己,而是摹想之作。思妇住在江南洞庭湖边,丈夫远在蓟北。这样安排构思巧妙。首句既点明时令和地点,又化用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中间两联对仗极工,末联点题。钟惺评此诗曰“高浑”,实为唐诗佳作。
首联点明了地点、时间和主题,即深秋时节对夫君的怀念。头一句“叶下洞庭初”化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炳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句意,点明时节,又借屈原诗中盼湘女水神来的吉日之意,暗含盼夫早归的宿愿。第二句“万里余”,言丈夫离去之远,愈远则念愈深,一个“思”字统领全篇。
颔联实写思妇之怨,以“被冷”、 “屏虚”写出“怨”的高潮。用“香被冷”和“锦屏虚”来反映生活的富丽和心情的空虚与苦闷,“露浓”天寒又无人共衾则“香被冷”; “月落”夜深,锦屏中仍空虚无人,闺房孤寂,自然由“思”而生怨。
颈联则进一步虚写所“思”,加深了那个“怨”字。《江南曲》本不是此诗必不可少之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由此足见她对法之灵妙。其思情之深、其怨绪之烈,力透纸背。
尾联束收全篇。“无别意”表达除了相思以外,也表达了她对丈夫的关心。“久离居”表达了作者的惆怅心情。其“怨”其“思”,昭然若揭。
该诗通过描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场景,将“国”和“家”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色色彩。全诗深沉开阔,自然真挚,清丽含蓄,对仗工整,富有情味。
这首诗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