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以主祀黄河河神为题，假借一次九河的神游之旅，象征表现出深深的故国之思最终战胜“远逝以自疏”的去国之念的矛盾心态，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的情怀。全诗景物美丽神奇，情感激昂奋发。
这首诗开篇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屈原有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此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而河伯的家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但是还要发问。对其发问的原因，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想要继续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
宗武是诗人的幼子，诗人曾多次提到并称赞他，在《忆幼子》诗中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在《遣兴》中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说明宗武聪慧有才，可惜没有诗传下来。杜甫死后，是由宗武的儿子嗣业安葬的，并请元稹作墓志铭，人称不坠家声。
首句的意思是：何时看到小子的诞生，高秋的今天正是呱呱坠地之时，点名宗武生日的时间。次句“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回想昔日写诗赞宗武懂事乖巧，宗武也随着诗文的传播而被人熟知，字里行间透着些许自豪。“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杜甫的远祖杜恕、杜预是汉、晋时的名臣名儒，祖父杜审言更是初唐著名诗人，诗人自己更是以诗著称于世，故勖勉宗武：诗是我家祖辈相传的事业，要继承和发扬，不仅是一般的世间亲情而已。“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自己得力于《文选》，所以勉励儿子熟读精研，继承父志，不要像古代的老莱子，七十岁时穿着彩衣在父母面前嬉戏，以娱乐父母。最后两句说自己以衰病之躯，还在为小儿子的生日开筵祝贺一番，父子深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也透出些许悲凉，适逢乱世，国破家离，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即使分隔两地，拖着病体也要为儿子摆生日宴席，写诗勉励宗武，此情可叹。
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