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
此诗寓意深微邃却含而不露。元朝统治者奉行种族歧视政策，以蒙古、色目人为上等人，以汉人、南人为下等人。蒙古、色目人到江南之地也凌驾于南人之上作威作福。他们靠江南的条件富有了，却仍辱骂江南人不绝。诗人心中不平，故作此诗以讥之。
揭傒斯的五言短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元以来“重逸轻俗”的审美倾向。如《寒夜 》：“ 疏星冻霜空，流月湿林薄。虚馆人不眠，时闻一叶落。”《题风烟雪月四梅图》之二：“高花开几点，澹霭拂成衣。遥瞻应不见，相对尚依稀。”《洞庭秋月》：“灏气自澄穆，碧波还荡漾。应有凌风人，吹笛君山上。”《平沙落雁》：“天寒关塞远，水落洲渚阔。已逐夕阳低，还向黄芦没。”《烟寺晚钟》：“朝送山僧去，暮唤山僧归。相唤复相送，山露湿人衣。”这些诗作是承续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一系的诗风而又加以发展的。其境界高逸，远离尘俗，表达了一种宋元以来的士大夫情调。其中《寒夜》最让人回味，小诗以寥寥二十字的白描，传神地绘出一幅清夜客旅图。一、二句状写户外的景色，以凝冻在布满霜气的夜空中的疏星、沾湿了草木的月的流光（“林薄”，谓草木丛生），制造出一种清旷冷寂的氛围。三句转入客舍，在“虚馆”的典型环境中，“人不眠”的主体便格外突出。最精彩的是末句的五字。“一叶落”的声音是够细微的了，馆中人却能清晰的辨闻，足见夜间的寂静；而一个“时”（时时、时而之意）字，更将漫漫长夜中不眠人的警醒，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句不仅沟通了馆内外的联系，而且传达出诗人在长捱客栈中愁苦的心绪，可谓是神来之笔。
这首诗题目表明诗人漂泊无归之感，着眼“野泊”二字。“可怜江月乱中明”破空而来，忧愤无端，领起全篇。时荒世乱，万物失色，而江月不管兴亡，在乱中依旧光耀如昔，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怜惜，这一句实际已交代了题目，“江月”点“野泊对月”，而“乱”字点明时世感慨，“可怜”二字已透露情怀。“应识逋逃病客情”对江月抒情。江月之明，应知诗人的难言之隐。“逋逃”是愤激之词，言漂泊无家，点足“野泊”二字。“病客”引起五六句的怀归之感。诗人原可继续抒情，却用广阔的背景作一顿挫。“斗柄阑干洞庭野”，望天无语，天上参横斗转，地上茫茫洞庭，点明“野”字，亦见望久，始见斗柄横斜；“角声凄断岳阳城”，听角伤怀，角声暗寓兵乱，岳阳城在泊舟近处，凄断写角声，亦写听到角声的感受。这两句都是以顿挫的句法，吞吐的语气，描绘出一个彻夜不眠人的形象，并将其融入诗中，恰切地表现了沉郁悲抑的复杂庭情，蕴含着对国事的深沉忧患。乍看气象开阔，细思情绪深沉，在写景中抒情。
“酒添客泪愁仍溅，浪卷归庭暗自惊”承第二句来，以酒浇愁，酒随泪溅，所谓“举杯消愁愁更愁”。听浪思归，而无所归，故暗自惊庭。这两句表面对仗，意实相连而下，“酒添客泪”和“浪卷归庭”互为表里，而“浪卷”字又扣“野泊”字。“愁”“惊”两字引出尾联。若至五六为止，只见作客野泊思归，所感只在一家。尾联忽然推开，遥应第一句的“乱”字。而两句亦有顿挫。“欲问行朝近消息”从一身乱离，想到朝廷迁流不定，由忧一身到忧朝廷，结句把遍地兵荒马乱的情景写足，消息虽欲问而无由，其为忧愤，更何以堪。杜甫《登岳阳楼》结句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由一身漂泊写到国家战乱。而这首诗结句更甚于“戎马关山北”，因群盗纵横即在眼前也。诗人把兵荒马乱的景写足，把忧愤难堪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全诗一结有茫茫无尽之感，而中间两联情景交融，思想感情沉郁，表现手法沉着含蓄，颇有杜甫的气骨。诗中虽重一“客”字，不足为病。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