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青年情侣的惜别之词，词人用清秋、残月、莺啼、马嘶等画面与声响，交相渲染秋天早晨的凄凉气氛，映衬出女主人公离别时悲痛欲绝的感情。
词的上片写别时的情景。在个清秋的早晨，女主人公的丈夫就要远出。枝头响起紫莺啼晓的叫声，西边天空中，尚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留连不肯隐去。即将的离别使相爱的人儿有诉说不尽的情思，以致于夜无眠。然而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门外响起凄厉的马嘶，在催促行者赶快动身。后柳永《雨霖铃》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概括性她表达了同样的人生感受。语序安排也十分精致，传达出极深的意蕴。首先，“莺啼残月”，点出时闻是早晨；“绣阁香灯火”。说明二人沉浸于离别的痛苦之中，于灯下互诉衷情，竟不知黑夜已经过去。是早莺的啼鸣，西斜的弯月，唤醒了这对爱人，始知吹灭燃着的油灯，离别的早晨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门外马嘶郎欲别”，以不通人情的马儿偏又在门外长声嘶叫，来描写离别时刻的迫近和二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而“正是花时节”一句，既交代了季节是在秋天，又描画出秋风瑟瑟，落红纷纷的景色。女主人公出门送郎，觅此凄凉之景。哀伤痛苦之情倍增。“正是”二字，同时总结以上的场景描写，强调出景物对人的感染。张炎《词论》曾云：“词之难于令曲，犹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不得闲。”这首词的语言就显现了韦庄运用词这种艺术形式的造诣之高深。
下片写女子在情人别后的情态。
“马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这两句是说，她梳马之后却无心描画蛾眉，满含愁怨的独自倚着金扉，思念远去的情郎。
为郎送别，她曾浓饰晓马，然而“马成不画蛾眉”，是耐人寻思的。这含有双重意味，一重表示自己爱情的坚贞，这不完全的化马，正是一种无言的表白。另一重则暗寓张敞画眉的故事，“不画蛾眉”是因为画眉的人已去，留此残马，等于示以盼归之意。这一细节描写岂但字句不闲，可谓事半功倍。下句说“独倚金扉”，则情郎已经走了，空余行处。女子凝望路尘之神，已在句外传出。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末两句是说，她不愿扫去他离去路上的那些香尘，只怕扫去香尘，他就会久久不归。
末两句更是“留意”而精彩的一笔。乍看这话是极无理的，路尘之扫与不扫与情郎的早归迟归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处在失望而终不能断念的境遇中的痴情者，总能从一般人不在意的现象中发现预兆，或设置希望。鹊的鸣叫，灯的结花，衣带的松弛，蜘蛛的结网之类小小事体，却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无理语正是至情语。这两句概括了唐时民间的一种流行说法。词人运用这种生活气息很浓的说法，出以口语，明快而隽永，就有有余不尽之意。
这首词，上片写景而情景交融，下片抒情而情致深婉。词人把这种洋溢着生活气息，植根于民间习俗的语言、运用到词中来，既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痴情，又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集中体现了这首词的“无理而妙”。全篇语言秀美，情真动人。
这首诗写诗人对铜官山留恋的深情。诗说我爱铜官山的娱乐，住上一千年也不想离开，要是尽情跳起舞来，愿把五松山都蹈遍。表现出对铜官山的热爱，使用了夸张手法，兴致豪放。这首诗虽只是短短的五言绝句，但其间诗人思想情感高强度的抒发和艺术夸张手法的大胆使用让人们拍案叫“绝”。
“我爱铜官乐”，诗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点出全诗主旨。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豪爽坦荡，用侠人直语引出诗人对铜陵深沉爱的情感，夸张之源正在于此。爱铜陵之情，诗人先从眷恋不舍之情写起——“千年未拟还”。“千年”从时间上极度夸张，引出了诗人对铜陵爱的延绵，从时间（数字）的夸张，引出情感的夸张，表现诗人情感的真挚。诗人置酒铜官山，宴饮谈笑，挥动象征壮志的长剑助兴，拂动帘大的衣袖歌舞长啸，使读者羡慕其乐。由宴饮歌舞之乐，诗人又用夸张把情感推向高潮。
三、四两句即言诗人对铜官山欢宴之乐还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尚须一回舞袖，拂尽秀色可餐的五松山。五松山山秀木荣，山上岗峦泉洞、花草树木，不可能教“舞袖”“拂尽”，这是浪漫色彩行为的空间上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对铜陵山山水水的深情蜜意。
“拂尽”二字，表现了诗人内心似水柔情。诗中用的两处夸张，方式虽属相同，皆属于扩大夸张，即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快、高、长、强……）处说（前者把时间往长处说，后者把空间往大处说），但细加斟酌，二者尚萌不同。前一夸张写得较虚较略，后一夸张写得较详较实，两者从时间、空间的不同角度烘云托月，在造成色彩强烈的艺术境界中，让诗人“我爱铜官乐“感情的积聚爆发。
由此可见，在抒情诗里，夸张能把诗人的情感强烈鲜明地抒发出来。夸张的“失真”和悖理，诗情的真实和感人，二者反映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差异和联系。而正如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真实一样，夸张当然也离不开诗人郁积的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无此，夸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拨动读者情感共鸣的心弦。李白这首诗中夸张手法的成功就在于有雄厚的思想情感基础作后盾。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