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妓》是乐府诗题名，也叫《铜雀台》。铜雀原名榭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造，台上有铜铸大雀。《铜雀妓》诗，多是凭吊怀古或咏史之作。据《邺都故事》记载，曹操命其子将其葬在邺之西岗；妾妓都住在铜雀台上，早晚设酒食祭奠，每月初一、十五在灵帐前奏乐祭礼；诸子也经常登台瞻望西陵墓田。
王勃的《铜雀妓二首》是“裁乐府以入律”的。这两首五言律诗都描写歌妓的凄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在其中，诗人对终身被幽禁于深宫的歌妓的不幸生活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不平。
第二首开头“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是以歌妓的口吻感叹自己的不幸身世，使沉郁悲凉的气氛一开始就笼罩了全篇。据史书记载，铜雀台很高，上有宫房一百二十间，歌妓们被关闭在重重宫门之中。这里的“闭”字表现出了深宫里歌妓没有自由的痛苦。颔联“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进一步描写歌妓内心的孤寂。
她们本来是用自己的姿色、技艺娱乐君王，博取君王的欢心的。而此时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已经结束了。曹操死了，还为谁歌舞，为谁修饰容貌呢！然而她们仍然得按照曹操的遗命，“每月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乐”，为曹操的“魂灵”歌舞。这更可悲。君王就连死后都操纵着她们的命运，她们唯有终老宫中，永不得见天日，其中悲苦可想而知。颈联“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是写歌妓没有任何希冀，在死寂绝望的心情中，心灰意懒，华贵的铺盖没人再折叠，绫罗的衣裙也不想再缝制，“谁再缝”的“谁”字用得好，以疑问代词代替否定词与上句的“不”字相对，含意双关而有力。“谁”实为“人人”，说明有这样命运的人很多失去自由，没有欢乐没有理想，虽生犹死。尾联“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承上联之意而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恨绵绵，歌妓在那高入云霄的铜雀台上放眼远眺，只看到西陵苍松翠柏，不觉凄然泪下。
诗人写《铜雀妓》诗，是为了以古喻今，针对当时幽深的宫廷生活有感而发的，通过生动的形象抒发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借曹事以讽唐，“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此诗不同于一般的凭吊怀古诗，对于史事不着力显微阐幽，而能别寓兴意；不采取直抒胸臆或议论，而以歌妓的口吻自叹自哀，真情实感，分外动人。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全诗三章。三章诗的开头都是写景。“汜”、“渚”、“沱”，上面的译文都从支流这一意义上翻译，而在弃妇心目中，这一条条不同的支流都是看得见的具体存在。她住在“汜”、“渚”、“沱”一带，她丈夫当年从水路而来，最后又从这些支流中的一条乘坐小船悄然离去。从表现手法说，各章的首句都是直陈其事，用的是赋体；从江水有支流，引出“之子归”的事实，则在赋体之中又兼有比兴的意味。
诗中的丈夫是一位薄情郎。在三章诗中，那弃妇分别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来诉说丈夫对她的薄情。“不我以”，是不一道回去；“不我与”，是行前不和“我”在一起；“不我过“，是有意回避，干脆不露面。丈夫在感情上是如此吝啬，做的是那样地恩尽义绝，无需再添加笔墨，其薄情薄意已如画出。
诗中的弃妇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女人。她相信自己在丈夫感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预言丈夫今日的背弃行为，日后必将在感情上受到自我惩罚，这就是各章结句所说的“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将受到的感情上的自我惩罚与他背弃自己妻子的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我以”引出“悔”，“不我与”带来“处”，“不我过”导致“啸歌”。其愈是绝情，其后果也就愈加严重。当然，这只是弃妇一厢情愿的假想之辞。事实上，那男子很可能事过境迁，在感情上并不引起任何震动。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弃妇自信的论断日后是否会成为事实，而是隐藏在这一论断背后的弃妇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弃妇设想故夫日后会后悔今日的背弃行为，其中就隐含了弃妇对于夫妇关系重归于好的企盼；预言故夫今日的轻率必将招致日后的痛苦，这又泄露出弃妇恨过于爱的报复性的心态。这是她的软弱，也是她的坚强。由此决定了这首诗风格上的特点，既一唱三叹，极尽缠绵，又柔中见刚，沉着痛快。
此诗每章的前三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其中第三、四句重出——男子的薄情集中表现在这一句，女子的痛苦不幸也根源于这一句，因而采取了反覆咏叹的形式。重出的这一句子中的关键字，各章不同。从一章的“以”，一转而为二章的“与”，再转而为三章的“过”，愈转愈深，丈夫如何薄情，做妻子的又是如何痛苦不幸，都因了这一关键字的置换而得到一层深于一层的表现。全诗形式整齐，结构严谨，用字精审，笔法却极为自然，语言又十分浅近，达到了精工与自然、深入与浅出的完美结合，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
全诗以“江有汜”起兴，反复申述，大意是：不让我陪嫁，你会后悔的，你就痛苦去吧，你就一个人哭去吧。诗中“有”字为语助虚词，“汜”、“渚”、“沱”都是具体的水名，“以”、“与”、“过”都是动词，表示“陪同”（随嫁）的意思。
《聪明累》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创作的一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主要写王熙凤耍尽权谋机变，弄得贾府一败涂地，也害得自己落了个“悲辛”的凄惨下场。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大量采用比喻及迭词对句的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全曲语带讽刺，曲调哀怨，充满了悲伤气氛。
王熙凤是贾府的实权人物。她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而且，从“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中，更识得她交通官府， 为所欲为的阶级本性。
曲子开头的两句道出了王熙凤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宋代黄庭坚《牧童》诗末两句云：“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里的“机关用尽”，是讽刺那些不顾一切费心机、弄权术去追名逐利的达官显贵。王熙凤正是这一类耍尽阴谋机变，权欲、贪欲极度膨胀的剥削阶级人物。曲子这头两句，用嘲弄的口气，概括了贾府“女霸”王熙凤的为人和结局。
王熙凤生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险毒辣，制造了许多罪恶，确是到了“心已碎” 的地步，但结果还是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
贾府的衰败，是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封建社会“末世”所注定的。因此，无论王熙凤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机关算尽”，都不能支撑贾府这座即将倾塌的“大厦”，更不能挽救四大家族乃至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曲子唱出“一场欢喜忽悲辛”，即是王熙凤一生遭遇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世”的挽词。
曲子最后唱道：“叹人世，终难定！”这是作者的感叹，作者把王熙凤的悲剧结局和封建家族的没落，归之于人世祸福难定，却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很有特色。开头两句，语带嘲讽，突出王熙凤“弄权”的显著特点，以及她自食恶果的必然命运。作者还用迭词对句的形式，使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用“意悬悬”写出王熙凤费尽心力耍弄阴谋权术时的精神状态；用“荡悠悠”讽刺她到头来只是好梦一场。曲子更用“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种发声传情的比喻，形象地描写出王熙凤命如油尽灯灭，她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