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梦词,形象奇幻,意境缥缈,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
词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极壮丽,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垂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浑茫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 ”,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采奠定了基调。
“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帝殷切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词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国,见到慈祥的天帝。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飘泊天涯,备受排挤与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帝,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
在一般双叠词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自成起结。过片处,或宕开一笔,或径承上片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此词则上下两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末二句是写天帝的问话,过片二句是写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报路长嗟日暮”句中的“ 报”字与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然亦有所本。词人结合自己身世,把屈原在《 离骚》中所表达的不惮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帝,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隐括入律,只用“ 路长 ”、“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与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迹。其意与“学诗谩有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帝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著一“谩”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这里,词人给予了回答,她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鹏正举”,要像大鹏那样乘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到“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风,你不要停止,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帝”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民歌中,情歌一类数量很多。它不仅有较高的审美娱乐价值,而且也起到实际的爱情桥梁的作用。在我国西南民间,对歌的风俗自古很盛。刘禹锡谪居巴楚间的诗作中就有这种民俗的描写,这首《踏歌词》就是。踏歌是不用伴奏、踏地以为节拍的徒歌,是民歌的一种唱法。刘禹锡居夔州时创作了《踏歌词四首》,这是第一首。
开篇以景起兴。春江水涨,几乎平堤。尤其在月下,堤面和江面都明晃晃连成一片,更给人水与堤平的感觉。“大堤平”三字,不仅写出江水上涨,大堤平宽,还写出月色的皎洁。就在这样的春江花月夜,堤上走着成队的“女郎”。她们都是生在村野的民间姑娘,是趁月圆之夜“踏歌”来的。她们初来的情态是彼此偎靠连袂而行,既兴奋,又含几分娇羞。一二句写“春江月出”,是暮色;三四句写到“红霞映树”,是拂晓,其间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省略了一些情事。从三句的“唱尽新词”和“欢”等字样看,省去的正是“新词宛转递相传”的对歌的情景。民间对歌,词儿大多是即兴新编,言为心声,所以是“新词”。“欢”则是女方所悦的男子,即对歌的另一方。歌声一起,姑娘们最初的娇羞立即被赶跑了,到后来,新词唱尽,便与所欢相就。所以同组第三首《踏歌词·新词宛转递相传》就写道:“月落乌啼云雨(指男女私情)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在这样美丽的夜晚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找到情侣,同时也有人找不到。三四句正是这样一个特写的镜头。它表现的并不是全部的女郎而是其中的某一个。在别人都凭歌声为媒介而会到自己所“欢”的时候,她却是“唱尽新词欢不见”,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但她仍旧怀着希望,一直等到“红霞映树”的早晨。小伙子最后是否来了,“鹧鸪鸣”声似乎有所暗示。然而终究是个谜,有两种猜法。鹧鸪雄雌和鸣,也许暗示姑娘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但也可以是相反,这双双鸟儿和鸣之声反衬出她的烦恼。不光这结尾有些扑朔迷离,第三句省略的主词也有解作女郎全体的。从而这就成了一个很离奇的夜晚——小伙子们都没有来,姑娘们都有些不堪。总之,由于使用了省略和暗示的语言,使得此诗意境灵活,不易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诗写出了妙龄中的女郎对爱情失望而有所期待的心情。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