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中“起一经”当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说的,“四周星”即四年。天祥于德祐元年(公元1275,宋恭帝赵㬎的年号),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公元1278,南宋卫王赵昺的年号)被俘,恰好四个年头。此自叙生平,思今忆昔。从时间说,拈出“入世”和“勤王”,一说个人出处,一说国家危亡,两件大事。唐宋时期,作为知识分子要想保家卫国,必须通过科举考选,考选就得读经,文天祥遇难时,衣带中留有个自赞文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的。圣人著作就叫经,经是治国安邦的。
这两句诗,讲两件事,似可分开独立,而实质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干戈寥落一作干戈落落,意思相近。《宋史》说当时谢后下勤王诏,响应的人很少,这里所讲情况正合史实。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展开和深入加以铺叙。宋朝自临安弃守,恭帝赵㬎被俘,事实上已经灭亡。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军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昱逃难中惊悸而死,陆秀夫复立八岁的赵昺建行宫于崖山,各处流亡。用山河破碎形容这种局面,加上说“风飘絮”,更加的形象生动。这时文天祥母亲被俘,妻妾被囚,大儿丧亡,真似水上浮萍,无依无附了。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继续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昔日惶恐滩边,忧国忧民,诚惶诚恐;今天零丁洋上孤独一人,自叹伶仃。皇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因读音相近,讹为皇恐滩。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路过这里。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15里外的崖山外面,现名伶丁洋,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过此。前者为追忆,后者乃当前实况,两者均亲身经历。一身为战将,一为阶下囚。故作战将,面对强大敌人,恐不能完成守土复国的使命,惶恐不安。而作为阶下囚,孤苦伶仃,只有一人。这里“风飘絮”、“雨打萍”、“惶恐滩”、“零丁洋”都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而形象生动,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笔势一转,忽然宕进,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如此结语,有如撞钟,清音绕梁。全诗格调,顿然一变,由沉郁转为开拓、豪放、洒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情调收束全篇,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诚然文天祥把做诗与做人,诗格与人格,浑然一体。千秋绝唱,情调高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这首诗描绘了洞庭湖月明雁啼、水天相映的景象,展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似乎寄托着作者的仕途不遇、人生悲凉之感。全诗以洞庭湖景引入,以帝子传说作结,意境清空幽冷,想象丰富奇特,充分体现了李贺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此诗的风格、意趣和构思,都很像《楚辞》中 的《湘君》《湘夫人》
首联写洞庭湖上,明月千里,天水相接,凉风习习,大雁掠过,是先就其地描画一下清空幽冷的光景。
颔联说,青石上的九节菖蒲早已枯萎,于是诗人产生了这世上哪里还存在不死之药、何处还能寻觅到仙人足迹的疑问,而在这波光荡漾的夜色中,仔细聆听,似乎可以听见湘灵鼓瑟的幽怨之声,他们也在恭迎着帝子的降临。
颈联诗意出现转折:但多年过去,连山头的桂树都已变老,帝子身影仍然没有显现,唯有那雌龙在泛着寒光的湖面低吟。
尾联写一群群小鱼在幽静的湖水中窜来窜去,帝子既不可见,那就姑且把珍珠投入水中,以祈求她的祝福。对结尾两句,诸家解法大体相同,都以为出自《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即湘夫人因等不到湘君,心生怨恨,为了表示决绝,把湘君所赠的东西都投到水里,以表示湘夫人深长的怨望。
这首诗与李贺另一首诗《湘妃》在意境和用词上非常相似。在意境上都显得比较幽冷。在用词上,“千年”与“古香”、“凉夜”与“凉风”、“雌龙吟怨”与“吟古龙”、“山头老桂”与“九山静绿”以及“幽愁”与“吟怨”等都比较相似。这两首诗应是姐妹篇,而《湘妃》涵义的清晰性正可以帮助正确解读《帝子歌》。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
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