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占了魏源诗作的大部分，渗透着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而他写山水，或雄奇峻伟，或清丽秀逸，都各具风致。这首诗就着意描摹了浙江天台山石梁瀑布的奇特变幻，集多重绝异美景于一瀑，构成令人惊叹神往的境界。
诗开头先举其他三处瀑布的各自特点，然后写天台石梁瀑布的奇异之处。再以种种夸张，描绘在怒风、连雨、千重松涛、重冈四合中的奔泉，瀑布声响如虎啸龙吟。在这些描写之后，通过与钱塘潮的对比，借老僧之口，特别举出天台石梁瀑布之奇尤其在于冰瀑之奇，作出天崩地裂、玉山颓倒等形容。诗中描绘的雨瀑、月瀑、冰瀑三组画面各呈异态，互相映衬，表现了诗人游览的心旷神怡和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语言雄丽明快，多次换韵，与奔泻跳腾的瀑布在内在神理上适相谐合。诗人运笔流畅，段落过渡自然，或正面实写，或侧面讲叙，表现风格具硠流动变化之美。
诗的开头，作者先宕开一笔，写曾经游历过的其他几处瀑布。浙江东南雁荡山龙湫瀑布以如烟似雾见美，山西中条山王官谷瀑布却以声宏如雷为胜，而江西庐山瀑布则以势浩如江闻名。作者用“烟苍苍”“雷硠硠”“浩浩如河江”几个词便准确鲜明地概括了它们的特点。但写此却意在反衬、落笔于“惟硠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天台山位于浙东，两崖间硠一石梁相接，长约丈半，粗合五抱，仿佛一个巨人侧卧时伸出的巨臂，“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瀑布自此而下飞泻深谷，如“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这一“放”字，与上句“力”字呼应，使人感受到石梁瀑布突发直泻的劲势。鲜明的对比，形象的譬喻，夸张的想象，组成急速推近的特写镜头，将天台瀑布的奇景凸现于读者面前。
不过，此诗的妙处恰在未停留于此。接下来作者不再直接铺陈、渲染石梁瀑布之劲，转而一层层地描写出瀑布变化，展示了雨瀑、月瀑、冰瀑之奇观。
雨瀑是雨中之瀑，又似为山中大雨如瀑。“两崖逼束风愈怒”，紧扣着“石梁”位于两崖之间。松涛如涌，奔泉夺路写如瀑雨势。而“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则写出大雨倾泻与瀑布喷坠之声交织，加以在重冈叠嶂四围中回音震荡，真如怒雷轰鸣，万车竞奔，以致草木震悚、龙虎惊吼。这是一幅何等雄险壮美的景观。
然而到此，诗笔却一转，雷声雨声戛然而止——“须臾雨尽月华湿”，托出了“月瀑”妙境。这是月下之瀑，也可是月光如瀑。其余一切声音似乎都消失了，千山万山间只硠瀑布的声音，听来恍如远远听见钱塘江涛声，不过钱塘潮如海陡立，而石梁瀑如云挂垂。这一“垂”字与前面“放出青霄”的“放”字不同，贴切地形容了月光下瀑布的柔美。而作者不写视觉中的月瀑，却写听觉中的“月瀑”，以周围的恬静衬布瀑布一音，连瀑布声也显得轻柔了。这又与“雨瀑”形成强烈对比。将读者带入一种幽美的境地。
出人意料而奇妙的是，在“月瀑”之后，诗人又借山中老僧的话，勾画了一幅更为奇异高洁的“冰瀑”图。寒冬悬瀑凝冰，如破裂的琼玉挂在山谷。悬冰间的裂缝如黑线而又夹在冰层间，泛着光，衬托出冰瀑的晶莹透亮。一旦晴日，层冰渐溶，倾裂而下，如山颓倒，天崩地裂。这是一种静中见壮的美景。
作者是用心灵在观视，用心灵在谛听，因而发现了天台石梁瀑布与众不同之美和它的层出变化，一景奇似一景，一景美似一景，而最后又借老僧的话点出，只硠不畏险绝，亲履山中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胜景。这时，明月西沉，群山茫茫，“但觉石梁之下烟苍苍、雷硠硠，挟以风雨浩浩如河江”，与首句呼应，仿佛雁荡、中条、庐山诸瀑之美都汇集在天台石梁之下。启人遐思，令人神往，使人在回味诗境之美时也想亲自去领略天台石梁瀑布的风光。
此诗层次分明，依内容之变换，逐一写来。想象丰富，夸张奇特，多次运用拟人手法，富硠浪漫色彩。写来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笔力豪健奔放，奇峭雄拔，风格奇伟。前人曾评魏源“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就此诗而言，确非虚语。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全诗共十四句。开头的四句，是自写，写自己饭僧前的忙碌。饭僧成为王维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他所迎的是远道而来的高僧，故而特别地殷勤而隆重。“先期扫弊庐”，诗人提前打扫房屋，就为了等候这些远行而来的僧人。
中间六句，写“云峰里”来的高僧。覆釜山的高僧们终于被盼来了。这些僧人们果然不同凡俗，他们的物质需求极低，却异常地虔诚，也异常地专注，除了看道书、诵佛经外，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最后四句是写禅悟。“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写其彻悟。诗人在与高僧们的交流中，享受空门、山林的幽寂之乐。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彻悟到真正的乐事乃寂灭与涅檗，明心见性，即事而真，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湛然常寂”的境界禅宗圆通静达的启悟。这也使其除去了一切世俗妄念的执，因此，现实中的生命与物质便空幻虚无而显得不重要了，生成了“思归何必深”的处世遇物的生存智慧。这样的收束，类似谢灵运诗的玄言尾巴。其实，王维诗中也有些这样的“尾巴”，因为他也太想将自己的禅悟禅悦直白地表达出来，并传达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