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详细叙述了诗人与好友元参军的交往。乍看来,此诗不过写作者青年时代裘马轻狂的生活,至涉及纵酒挟妓、与道士交游等内容,似乎并无多少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须知它是写于作者“曳裾王门不称情”政治遭遇失意,对于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均有深入的体验之后。因此,“忆旧游”便不仅有怀旧而且有非今的意味。诗人笔下那恣意行乐的生活,是作为“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污浊官场生活的对立面来写的;其笔下那脱略形迹的人物,又是作为上层社会虚伪与势利的对立面来写的,自有言外之意在。
诗篇的组织,以与元演的离合为经纬,共分四段。前三段依次给读者展现出许多美好的情事。
第一段从“忆昔洛阳董糟丘”到“君留洛北愁梦思”,追忆诗人在洛阳时的放诞生活及与元演的第一番聚散。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洛阳一酒家(“董糟丘”)说起,这个引子就是李白个性特征的表现。“为余天津桥(在洛阳西南之洛水上)南造酒楼”,是一个何等主观的夸张!在自称“酒中仙”的诗人面前,简直就没有一个配称能饮酒的人。少年李白生活豪纵,充满进取精神,饮酒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黄金白璧买歌桥,一醉累月轻王侯。”“一醉”而至于“累月”,又是一个令人惊讶、令人叫绝的夸张,在这样的人面前真正是“万户侯何足道哉!”至于他的交游,尽是“海内贤豪青云客”,而其中最称“莫逆”之交的又是谁呢?以下自然带出元参军。随即只用简短两句形容其交谊:彼此“倾情倒意”到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无所惜”)的地步,以至“回山转海”也算不得什么(“不为难”)了。既叙得峻洁,又深蕴真情笃意。刚开这样一个头,以下就说分手了,那时李白旋赴淮南(“攀桂枝”指隐居访道事,语出淮南小山《招隐士》,而元“留洛北”。不过这开头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二段之间有两个过渡句。“不忍别”承上“君留洛北愁梦思”,写二人分手的依依不舍:“还相随”又引起下文第二番相会。有此二句上下衔接极为自然。
第二段从“相随迢迢访仙城”到“君亦归家渡渭桥”,追忆偕元演同游汉东郡即随州(州治在今湖北随县),与汉东太守及道士胡紫阳游乐情事。先写二人访仙城山,泛舟赏景,后换马陆行来到汉东。“相随”六句写风光,写行程,简洁入妙,路“迢迢”、“水回萦”、“初入”、“度尽”,使人应接不暇。然后,与远道出迎的汉东太守见面了。汉东太守的形象在此段中最生动可爱,他没有半点专城而居的官架子。他与紫阳真人固然是老朋友,对李白也是倾盖如故。这几位忘形之交在随州苦竹院──“餐霞楼”饮酒作乐,道士与诗人一同伴奏,汉东太守则起舞弄影。没有尊卑,毫无拘束,本来就洒脱的诗人举措更随便了,不但喝得烂醉,甚而忘形到“我醉横眠枕其股”了。然而太守对此则不以为忤,还脱下锦袍给他盖上。这一幕“解衣衣我”的场面写来感人肺腑。此段环境氛围描写亦妙,与道院相称。“餐霞”的楼名,如“凤鸣”的仙乐,都造成一种飘飘然非人世间的感觉。欢会如此高兴(“当筵意气凌九霄”),而分手又显得多么容易啊(“星离雨散不终朝”)。诗人与元演又作劳燕分飞,“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至此,诗情出现一个跳跃,直接进入第三段从“君家严君勇貔虎”到“歌曲自绕行云飞”,追忆诗人在并州受元演及其父亲热情款待的情况。从“五月相呼”句看,诗人是应元演的盛意邀请,离开安陆,同经太行山到太原府(并州)去的。曹操诗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然而诗人兴致很高,时令也很好,所以“摧轮不道羊肠苦”。这一段写人,以元参军为主。先从其“严君”(父亲)写起,不仅引进一个陪衬人物,同时也在于显示元演将家子的身份。李白在元演那里真是惬意爽心极了:“行来北京(太原)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他们还时常光顾城西的名胜古迹晋祠。晋水从这儿发源,风光极美。浮舟弄水,击鼓吹箫,真是快乐。以下六句专写欣赏女伎的歌舞,“其若杨花似雪何”一句大有“行乐须及春”(《月下独酌》)之慨。玩乐直到傍晚,他们还不想归去。“斜日”的红光与歌女们的红妆醉颜相乱,特别迷人;美人的倩影倒映清清的潭水中,风光绮丽。这时新月初上,美人的面容象月色般皎洁,她们轮番歌唱、起舞;歌声悠扬,随风远去,追逐行云。这里,“黄金白璧买歌桥”已化为生动鲜明的图景,可谓尽态极妍了。
第四段从“此时行乐难再遇”到篇末。一句收束前文,然后写到长安失意时与元又一度相逢。与前三段都不同,这里没有情事的追忆,只用“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在谯郡)之北又离群”一笔带过,是说关中一面,元即赴谯郡,似乎是握手已违。大约那时诗人身不自由,心亦不自在吧!关于诗人在长安的境遇,也只有含蓄的两句话:“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然而它包含多少人事感慨啊。一向旷达的诗人,竟也发出了“问余别恨今多少”的感喟,而暮春落花景象更增添了这种别恨。这种心境是“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诗人只有通过怀旧(“遥相忆”)的方式来排遣了。当其“呼儿长跪缄此辞”拟以寄远时,心头该是怎样一种滋味!
此诗提到“北阙青云不可期”,是含着牢骚的。但它在写法上与《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等等直抒旨意、嘻桥怒骂的长篇不同。它对现实的愤懑几乎没有正面的叙写,而对往日旧梦重温却写得恣肆快畅、笔酣墨饱。通过对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突出了现实的缺恨。因此它既有李白歌行通常所有的纵横奔放的优点,又兼有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是此诗艺术上的优长之一。
在结构上,此诗与李白七古通常那种“纵逸”的、无法而法的作风不同,而是按实有的经历如实写出,娓娓道来,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写法却又极富变化,颇多淋漓兴会之笔。通篇以七言句为主,间出三、五、九字句,且偶尔出现奇数句(如“当筵意气”以下三句成一意群),于整饬中见参差,终能“神气自畅”。这是此诗艺术上另一个优长。
本首词上片写贾似道误国害人的可耻下场;下片道出吴贾两人被贬循州的本质区别。词中表现出对奸臣贾似道陷害忠良、坏事干绝而终无好下场的庆幸,也含有人事无常的感叹。全词短小精悍,口语化极强,语言质朴生动,极富节奏感,和浓愈的民歌风味,其中包含讽古喻今的现实主义色彩也极为难能可贵。
该词上片,“去年秋,今年秋”言时光年复一年。“湖上人家乐复忧”,看去似乎泛指西湖一带人民生活变化,实际上是指贾似道,他生长在西湖,长期在这里为官,且有别墅“后乐园”在这里。往日,他青云直上,终日荒淫,得意、专横,何其乐也,今天,他竟遭可耻可悲的下场,又何其忧也,所以云“乐复忧”。接着用“西湖依旧流”作为反衬,大自然江山依旧,然而人事全非,显示历史无情。
该词下片,“吴循州,贾循州”,南宋末年同时在朝的两丞相,一个是坚持抗元的忠臣,一个是恶贯满盈的奸相,却先后贬徙同一循州,死于边远,时间仅仅相隔十五年。看来是一种偶然巧合,实际上,吴之贬谪循州,由于贾之陷害,贾之贬谪循州是他陷害忠良、恶事作绝后所得报复。十五年前蒙冤惨死的吴潜,今日追复原官,得到昭雪,虽死犹存。当年作威作福的贾似道,今天活活被人锤死,遗臭万年。
“十五年前一转头”,时光何其速也,转瞬之间,命运向相反的方向作了转化,对这种恶人遭恶报,好人得昭雪的转化,时人拍手称快,庆幸欢欣。贾似道若早知今天的下场,当初何必那么残狠。“人生放下休”是从“十五年前(间)一转头”的历史变迁中申发出来的感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人事无常,为人不可狠毒,不要得意忘形,人生又切不可太认真,所以说“放下休”。放下休,即放下吧,休是语气词。“人生放下休”与“西湖依旧流”前后照应,既表明江山依旧,历史无情,又有人事无常的慨叹。
诗言志,词言情。然而这首词却独树一帜,以词进行讽刺,在唐宋词也极为鲜见,但在讽喻中不见尖酸刻薄,艺术表现力极强,是一朵散发异香的奇葩。这首词讽喻当时世道。南宋景定年间,奸臣贾似道当权,其谗毁宰相吴潜,使之被贬循州,并其后将其毒死。贾似道继为宰相,终日淫乐,不料事有偶然,德祐元年,贾与元军作战失利逃跑,也恰恰被罢贬循,且也是在漳州被县尉郑虎臣锤杀于木棉庵。前后十五年如此巧合,因此作者抓住这点对贾似道的鞭挞。嘲讽和对弄权者的正色告诫,语言含蓄,但语意却是极其尖锐的。
第一章“有杕之杜,有睆其实”两句即以“兴”起首,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之一。这以“兴”起的两句与后边的内容有着某种情绪的关联:孤立的赤棠,象征着夫妻分处,彼此孤零;但孤立的赤棠尚能结出圆滚滚的果实,而分离的夫妻却不能尽其天性,故不能不睹物而兴感!
第三句以下,则赋叙其事:“由于王家之事没有止息,丈夫不能回家。我的孤独时日还要延续下去。现在已是十月,一年又将过去,作为妻子的我,怎不因之而忧伤!”这四句是直叙心意,后一句则来一曲折,想像男方,现 在应该是有空闲了,可以腾出身来回家了。前三句是分离的忧伤,后一句是空想会聚的希望。前后相衬,反映其盼望团聚之殷切。
“遑”有解为“忙”的,那么意义正好相反,征夫正在忙着,那么还不可能回家,则体现出主人公某种程度的失望与懊丧。怀念亲夫感情深沉则是相同的。
第二章与第一章结构相似,意义相近。前二句也是以“兴”起。第二句的“其叶萋萋”,第五句的“卉木萋止”,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靠近,则可理解为杜叶尚未黄落,草色青青尚在,颇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无名氏《金缕衣》)的珍惜年华之意。可是现 在,王事没有结束,丈夫难以归来,眼看光阴虚度,青春浪掷,怎不悲伤!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离得稍远。则可理解为一年已经过去,四季周始,春天又已来到,杜叶又现萋萋,草木又呈葱翠,她自不免睹物兴情,忧思不绝。这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以乐景写哀,同一手法。愁人眼中,哀景能兴哀,乐景也能兴哀!所以末句“征夫归止”,并非一般的盼望,而是站在望夫石上问天的哀号:征夫啊,归来罢!
第三章起改用赋体。开头两句写登北山、采枸杞。郑笺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而采之,托有事以望君子。”孔颖达疏云:“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托有事以望汝也。”故此两句并非游离中心之句,而是深含怀亲望夫之情。
五、六、七三句,全为揣想之辞。“檀车”是檀木制作的役车,或者说是以檀木为轮的车。《魏风·伐檀》篇“坎坎伐檀”“坎坎伐辐”“坎坎伐轮”诸句可以印证。戍役时间那么久,想像所乘役车早已破旧,拉车的四马也已疲困,再也不能继续役作了。如以此为前提,则自然得出结论:征夫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有人认为“幝幝”与“啴啴”同义,是车声。这似乎听到了征夫归途中的车轮滚动的轧轧声,疲惫四马艰难奔跑的特特声,它同样反映出女方忧思劳瘁的情貌,不过想像中彼此的距离要比前说更近了。
第四章仍用赋体。第一句两个“匪”,是为了音节的需要,实际作用一个就行,即“匪载来”(车子没有载着你回来)。这是前章“檀车”三句的转折,前章以为“还远”,而实际则朝盼暮望就是不见载着你的车子到来。这四字与后来唐宋词中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同一意境。第二句则是前三章伤、悲、忧的心情的发展,伤得悲得忧得成了大病!第三句“期逝不至”是承应第一句“匪载匪来”,第四句“而多为恤”是承应第二句“忧心孔疚”。这四句集中写忧郁、失望。而五、六、七三句又是一次转折,在失望中又获得一丝亮意:求卜问筮,卜筮结论一致,都说“近了”。这给失望枯干的心灵注入一丝滋润,“征夫迩止”,这是获得片时的安慰,寄希望于明天。
对此诗主诉者是谁,说法颇不一致。《毛诗序》说:“杕杜,劳还役也。”这是说全诗是戍役者的口吻,是男思女。不论是女思男还是男思女,在诠释时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如说女思男,则一、二、三章的“我”就没有男思女的解释来得直接。如说男思女,则“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的“女”又较别扭;而三、四两章以男方口吻去解释,更难圆其说。变通的办法是将写男的方面“继我时日”“征夫遑止”等句作为女方的猜想,或者将写女的方面“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等句以及三、四两章当作男方的猜想去理解以求前后统一。但两者相较,似还以女思男较为通畅,而第三、四两章传统上亦从女思男角度去理解。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