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主题，影响较大者有二说。《毛诗序》云：“《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邹肇敏驳之云：“思得娈女以间其宠，则是张仪倾郑袖，陈平绐阏氏之计耳。以嬖易嬖，其何能淑？且赋《白华》者安在？岂真以不贤见黜？诗不讽王复故后，而讽以别选新昏，无论艳妻骄扇，宠不再移，其为倍义而伤教，亦已甚矣。”（姚际恒《诗经通义》引）邹氏的批评可谓激切有力。但自《楚茨》到此篇共十篇，《诗序》皆以为刺幽王，恐怕也是有所本的。《诗序》之意，不过以为此篇亦《关雎》歌后妃之德之类，为借古讽今之作。邹氏抓住“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一句大作文章，也非通达之论。朱熹《诗集传》则说：“此宴乐新昏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以道学家之眼光，驳朱熹之说曰：“夫乐新昏，则德音燕誉无非贤淑，而高山景行，亦属闺门。试思女子无仪是式，而何德音之可誉？闺门以贞静是修，更何仰止之堪思？”方氏以当时的价值观规范数千年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故扞格难入。诚哉，知人论世之难也。然则朱熹之说，确为不刊之论，所以今人多从之。
全诗五章，皆以男子的口吻写娶妻途中的喜乐及对佳偶的思慕之情。首章写娶妻启程。诗从娶亲的车声中开始。随着“间关”的车声，朝思暮想的少女就出嫁了。这其中流露出诗人积蓄已久的欣喜若狂之情。然而诗人又天真地声明：“匪饥匪渴，德音来括。”高兴的原因绝非因为性爱的饥渴即将满足，而是对女子美德的崇慕，真可谓好德胜于好色了。这当然是恋人“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所以下文又禁不住一往情深地说：“虽无好友，式燕且喜。”次章写婚车越过平林。由林莽中成双成对的野鸡，想到了车中的“硕女”，再加上她美好的教养和品德，更使诗人情怀激荡，信誓旦旦：“式燕且誉，好尔无射”，我爱你终生不渝！第三章继续是男子对女子情真意切的倾诉：我家虽没有美酒佳肴，我也没有崇高的品德，但却有一颗与你相亲相爱的心。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冲口而出，感人至深。第四章写婚车进入高山。这里有茂盛的柞树。“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是当时的谚语，所以诗人由“析薪”想到了娶妻。而柔嫩鲜艳的绿叶，是美丽可爱新妇的最好比喻；由《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一句，可以确信“其叶湑兮”是写新妇的光彩照人的。这里诗人融咏物与比兴为一体，巧妙地表现了对新妇的喜爱。最后两句更是直抒情怀：“鲜我觏尔，我心写兮。”意思是说：今天和你结为伴侣，我心里真是舒服极了。尾章写婚车越过高山，进入大路。诗人仰望高山，远眺大路，面对佳偶，情满胸怀，诗句自肺腑流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叙事、写景，但更多的则是比喻。新妇那美丽的形体和坚贞的德行，正像高山大路一样令人敬仰和向往。诗句意蕴丰厚，气宇轩昂，因而成为表达一种仰慕之情的最好意象，遂成千古名句。接下两句“四牡騑騑，六辔如琴“，不仅与首章“间关”二句相呼应，形成回环之势，而且那如琴弦的六辔更是包含着诗人对婚后美好和谐生活的丰富想像。最后两句，又直抒胸臆，情结全篇。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结构上的跌宕。方玉润说：“前后两章实赋，一往迎，一归来。二、四两章皆写思慕之怀，却用兴体。中间忽易流利之笔，三层反跌作势，全诗章法皆灵。”（同上）其次是抒情手法的多样，或直诉情怀，一泻方快；或以景写情，亦景亦情；或比兴烘托，意境全出。总之，它是《雅》诗中优秀的抒情诗篇。
诗的开篇，描写的是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天景象：树木、小草披绿叶翠，郁郁葱葱；重重地垂挂在枝头的花朵，在微风的轻吻下摇摆不停；小蜜蜂贪婪地采集花蜜；婀娜多姿的鸟儿抖着美丽的衣裙，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尽情飞舞，杜鹃鸟的歌声清凉动听，在树林里盘旋回荡。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里，人们领略到了鸟语花香的盎然春意。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斑斓多姿、美丽动人的春景，但细细品位不难发现这其中还用了两个比喻，一是用林以花暗喻“女人以色媚人”，一是用鸟以意哀来暗喻“男以情动人”。这里用的是暗喻的修辞手法，明写花香鸟语，暗写男女之情。
一位游春的少女在野外尽兴地玩耍，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撩开了少女的罗裙。这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春风以生命，仿佛它也有了人的感情。春风尚且多情，有情的男子又在哪里呢？这美丽景色倘有意中人相伴，那该别有一番情趣。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而这一切由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到来，犹如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好似一支优美的乐曲，清新悦耳，回味无穷，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便是写活了一个“春”字。前三句都以“春”字开头，又用“春林”、“春鸟”、“春风”将三句紧密钩连在一起，这种手法在古诗中称为“钩句”，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句诗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字“春”，这种现象叫做“重字”。在唐以前的古诗中，特别是南朝民歌中，“重字”是发挥强调、反复、回环作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使用“春”字，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浓化了诗歌的意境，尽情地讴歌了春天。
这首诗写法含蓄，明写春景，实喻男欢女爱。全诗无一个描写爱情生活的词语，但却蕴寓着浓厚的爱情生活气息。诗人以鸟喻人，同时赋予春鸟、春风以多情恋人的性格特征，写来巧妙、委婉，富有极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四句二十字，把一个少女春情萌动，热烈企盼恋爱的心理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