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题材很平常,内容也极单纯:三月三日这一天,乘船去寻访一位家住溪边的朋友李某(“九”是友人的排行)。头一句写这次行程的出发点——杨林东渡头的景物。顾名思义,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渡口生长着一片绿柳。出发时潇潇春雨已经停歇,柳林经过春雨的洗涤,益发显得青翠满眼,生意盎然。这清新明丽的景色,为这次轻松愉快的游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气氛;雨后必然水涨,也为下句“荡轻舟”准备了条件。
第二句写舟行溪中的愉快感受和诗意联想。因为是三月三日乘舟寻访友人,这个日子本身,以及美好的节令、美丽的景色都很容易使诗人联想起历史上著名的山阴兰亭之会。诗人特意标举“永和三日”,读者即可以从这里引发出丰富的联想,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清丽画图,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欢乐场面。
三四两句转写此行的目的地——李九庄的环境景色。故人的家就住在这条溪流岸边,庄旁河岸,有一片桃林。三月初头,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让人自然联想起夹岸桃花的武陵源。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正是暗用桃花源的典故,把李九庄比作现实的桃源仙境,不过用得非常自然巧妙,令人浑然不觉罢了。张旭《桃花矶》说:“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同样暗用桃源之典。但张诗以问语作收,得摇曳不尽之致;常诗以直叙作结,见兴会淋漓之情。机杼虽同,而意趣自异。
以上所说的,是把三四两句理解为诗人到达李九庄后即目所见的情景。这境界、情调已经够优美了。但细味题目中的“寻”字,却感到诗人在构思上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三四两句,实际上并非到达后即目所见,而是舟行途中对目的地的遥想,是根据故人对他的居处所作的诗意介绍而生出的想象。诗人并没有到过李九庄,只是听朋友说过:从杨林渡头出发,有一条清溪直通他家门前,不须费力寻找,只要看到一片繁花似锦的桃林,就是他家的标志了。这正是“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这种诗意遥想的由来。不妨说,这首诗的诗意就集中体现在由友人的提示而去寻访所生出的美丽遐想上。这种遐想,使得这首本来容易写得比较平直的诗增添了曲折的情致和隽永的情味,变得更耐人涵咏咀嚼了。
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二首,描写将军夜里巡逻时景况。这首边塞小诗,写一位将军猎虎的故事,取材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当时名将李广事迹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中(zhòng)石没镞(箭头),视之,石也。”
写将军夜猎,见林深处风吹草动,以为是虎,便弯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进一块石头中去了。通过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了将军的勇武。诗的取材,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据载,汉代名将李广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就有这样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经历:“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首句写将军夜猎场所是幽暗的深林;当时天色已晚,一阵阵疾风刮来,草木为之纷披。这不但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制造了一种气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区,深山密林是百兽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黄昏夜分出山。
“林暗草惊风”,着一“惊”字,就不仅令人自然联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紧张异常的气氛,而且也暗示将军是何等警惕,为下文“引弓”作了铺垫。次句即续写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这不仅是因为诗要押韵的缘故,而且因为 “引”是“发”的准备动作,这样写能启示读者从中想象、体味将军临险是何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一“惊”之后,将军随即搭箭开弓,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而形象也益鲜明。
后二句写“没石饮羽”的奇迹,把时间推迟到翌日清晨,将军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读之,始而惊异,既而嗟叹,原来箭杆尾部装置着白色羽毛的箭,竟“没在石棱中”,入石三分。这样写不仅更为曲折,有时间、场景变化,而且富于戏剧性。“石棱”为石的突起部分,箭头要钻入殊不可想象。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读来特别尽情够味,只觉其妙,不以为非。
诗,最注重含蓄,最讲究意在言外。看到诗中箭入石的描写,我们会油然联想:如果射中的真是老虎将会射成什么样子?如果在战场上射击敌军兵马呢?于是,一位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将军形象,便盘马弯弓、巍然屹立在我们眼前了。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是一首托女子口吻诉说离别相思之苦的词,离别相思是历代词篇中最为常见的内容,倘若写不出特点,是最难引起读者注意的。
开头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习见之事喻简单之理。坠落的雨点已经辞别了乌云,不可能再回到天上去,流出去的江河已经奔向了大海,不可能再流回浦口去,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习见之事,它们所比喻的道理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甚至是生死离别隔绝永无相见之期。“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把离别之苦称作”遗恨”,可见相离之长久,以秋莲比其苦,则以我心对莲心,多占了一个“心”字,这些地方都写的很细致。下片写的是为排除相思之苦所作的尝试和努力,这其中颇有起伏和曲折,亦可见小晏笔法之巧妙。先是打算歌唱以抒发,这是有古语可凭的,“悲歌可以当泣,遥望可以当归”么,可是,“忍恨不能歌”,未曾开口,已经恨如雨下了。于是,退而诉诸丝弦,“试托哀弦语”,而且在哀弦之中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也得到了允诺,“弦语愿相逢”,说的正是丝弦弹出的曲子之中也含有祝愿相逢的美意。明知这只不过是宽慰之意,却也不肯放弃这一丝微弱而渺茫的希望。“知有相逢否”,最后的疑问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