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谢公亭位居安徽宣城城北,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这里送别诗人范云。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谢朓、范云当年离别的地方犹如还在,诗人每次目睹这里的景物都不免生愁。“愁”字内涵很广,诗人思念古人而恨自己不能见到古人,度过每一天却觉得孤独,乃至由谢朓的才华、交游、遭遇,想到诗人自己的受谗遭妒,这些意思都可能蕴含其中。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两句紧承上联“离别”、“生愁”,写谢公亭的风景。由于“离别”,当年诗人欢聚的场面不见了,此地显得天旷山空,谢公亭上唯见一轮孤月,空山寂静,碧水长流。这两句写的是眼前令诗人“生愁”的寂寞。李白把他那种怀古人而不见的怅惘情绪涂抹在景物上,就使得这种寂寞而美好的环境,似乎仍在期待着久已离去的前代诗人,从而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当年客散之前景况的遐想。这不仅是怀古,同时包含李白自己的生活感受。李白的诗,也经常为他生活中友人散去、盛会难再而深致惋惜,这表现了李白对于人间友情的珍视,并且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客散”两句似乎已经括尽古今了,但意犹未尽,接着两句“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不再用孤月、空山之类的景物来写“生愁”,而是描绘谢公亭春秋两季佳节良宵的景物。这是用了反衬的手法。池花映着春日自开自落,窗外修竹在静谧的秋夜中窣窣地发出清响,景物虽美,却没有知己为伴欣赏,越见寂寞孤独。这两句看上去似乎只是描写诗人眼前的风光,而由于上联已经交代了“客散”、“山空”,因此,这种秀丽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言外的寂寞,以及他面对谢公亭风光追思遐想,欲与古人神游的情态。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诗人在缅怀遐想中,似乎依稀看到了古人的风貌,沟通了古今的界限,乃至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这里所谓“一相接”,是由于心往神驰而与古人在精神上的契合,是写在精神上对于谢公旧游的追踪。这是一首缅怀谢朓的诗,但其中却表现了李白的精神性格。他的怀念,表现了他美好的精神追求,高超的志趣情怀。
李白的五律,具有近似于古体的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往往不受声律的约束,在体制上近古;而更主要地则是他的五律绝无初唐的浮艳气息,深情超迈而又自然秀丽。像这首《谢公亭》,从对仗声律上看,与唐代一般律诗并无多大区别,但从精神和情致上看,说它在唐代律诗中带点古意却是不错的。李白有意要矫正初唐律诗讲究词藻着意刻画的弊病,这首《谢公亭》就是信笔写去而不着力的。“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浑括地写出了谢公死后亭边的景象,并没有细致的描绘,但青天、明月、空山、碧水所构成的开阔而又带有寂寞意味的境界,却显得高远。至于诗的后四句,王夫之说得更为精辟:“五六不似怀古,乃以怀古。‘今古一相接’五字,尽古今人道不得。神理、意致、手腕,三绝也。”(《唐诗评选》)因为“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二句,写得悠远飘逸,看似描绘风光,而怀古的情思已包含在其中。“今古一相接”五字,一笔排除了古今在时间上的障碍,雄健无比。尤其是“一相接”三字,言外有谢公死后,别无他人,也就是“古来相接眼中稀”(《金陵城西月下吟》)的意思。这样就使得李白的怀念谢公,与一般人偶尔发一点思古的幽情区别开了,格外显得超远。像这种风神气概,就逼近古诗,而和一般的初唐律诗面貌迥异。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