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本首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一联和三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诗的二联和四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诗、画、音乐完美结合的五律。首联和颈联写景,描绘辋川附近山水田园的深秋暮色;颔联和尾联写人,刻画诗人和裴迪两个隐士的形象。风光人物,交替行文,相映成趣,形成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抒写诗人的闲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切情谊。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首联写山中秋景。时在水落石出的寒秋,山间泉水不停歇地潺潺作响;随着天色向晚,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不待颔联说出“暮”字,已给人以时近黄昏的印象。“转”和“日”用得巧妙。转苍翠,表示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山是静止的,这一“转”字,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日潺湲,就是日日潺湲,每日每时都在喧响;水是流动的,用一“日”字,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寥寥十字,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音响,动静结合的画面。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颈联写原野暮色。夕阳欲落,炊烟初升,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渡头在水,墟里在陆;落日属自然,炊烟属人事:景物的选取是很见匠心的。“墟里上孤烟”,显系从陶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之一》)点化而来。但陶句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炊烟萦绕、不忍离去的情味,王句却是用白描手法表现黄昏第一缕炊烟袅袅升到半空的景象,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境。这一联是王维修辞的名句,历来被人称道。“渡头余落日”,精确地剪取落日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富有包孕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墟里上孤烟”,写的也是富有包孕的片刻。“上”字,不仅写出炊烟悠然上升的动态,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
首、颈两联,以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画在人眼里,人在画图中,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带上了感情色彩。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就是诗人的形象。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王维对那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这首诗中,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而且在尾联引用了陶的典故:“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陶文《五柳先生传》的主人公,是一位忘怀得失、诗酒自娱的隐者,“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实则,生正是陶潜的自我写照;而王维自称五柳,就是以陶潜自况的。接舆,是春秋时代“凤歌笑孔丘”的楚国狂士,诗人把沉醉狂歌的裴迪与楚狂接舆相比,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陶潜与接舆──王维与裴迪,个性虽大不一样,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迹却是相近相亲的。所以,“复值接舆醉”的复字,不表示又一次遇见裴迪,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既赏佳景,更遇良朋,辋川闲居之乐,至于此极啊!末联生动地刻画了裴迪的狂士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诗题中的赠字,也便有了着落。
颔联和尾联,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柴门、暮蝉、晚风、五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都是写景。五柳,虽是典故,但对王维说来,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植五柳于柴门之外,这是自然而然的。
“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两句词人运用了两个色彩迥异的动词“撼”、“浸”,前者修饰出一双巨臂摇荡着水中的孤城的画面,施展力与暴;后者刻画了少女的柔指轻抚着情人,展现了情与爱的绵柔。两个字描写了湖水的刚与柔,对比鲜明地描写了自然美景的神秘。“水晶”二字体现其玲珑剔透,“欲三更”表明了时间,暗示了词人在此游玩至深夜,衬托景色之美。“露荷翻处水流萤”,“流萤”二字作喻形象表现出荷叶沾染了露水后的清莹明丽。“雾柳”句通过“暗”、“度”二字写尽了柳的朦胧、月的舒缓;“露荷”句则凭借“翻”、“流”二字传达了露荷的圆润、萤的飘忽,“萧萧”带有自嘲的意思,也体现了词人的自由潇洒,“散发”体现了词人的不羁。
上片一开始,词人以雄浑的气势推出了一个荡人心魄的画面:平湖环绕,波涛震天,孤城独立。孟浩然《临洞庭》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词人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孟诗有暗合之处,但只是客观物象和由此引起的苍茫阔大的意绪在形式上的自然重叠,而不是主观上的刻意模仿。下句意境突变,“湖光倒影浸山青。”词人展现了一个平静而恬淡的画面:湖光潋滟,山色青葱,荡漾着沉醉的氤氲。这恰恰和以上波涛震天的慑人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画面的转换不但体现了动中有静、刚中有柔的自然景观上的复杂的情趣,而且在情绪上带来了大起大落。末句“水晶楼下欲三更”是对以上画面意境上的补充,它为词人所咏叹的景物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三更”点明时在深夜,从而为下阕对夜景的具体描绘作了过渡性的铺垫。
到了下片,词人意犹未尽,仍然陶醉于自然景观之中。所不同者,此时词人所刻画的夜景主题愈加明了,“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两句正体现了这一变化,前句暗合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韵,后句又为这销魂的意境增添了几许生意、几许亮色——露珠敲荷,流萤相逐。这两句不仅意境幽美,而且对仗和遣词也极为精工、贴切。由于词人从细微的感触着笔,表现了一种缠绵的风情。词人疲于世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滋长了一种放旷的情怀,正如他在结句中所说的:“萧萧散发到天明”——词人为自己勾画了一个超脱者的形象。它虽没有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表达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上的阔大与深厚,但却有其“不知今夕何夕”的达观与迷恋。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清新隽永的小词,上片写湖水由昼至夜的变化,始而波涌撼城,继而平静如镜,浸山映楼。下片写夜景变化,月阴时柳晤笼雾,荷翻时露流如萤。诗情画意,使词人流连至天明。总观这首词,它的重心在于写景,通过景观的变化带动情绪的升沉。因此,全词只有末句直抒胸臆,但词人思想与情感却暗藏于全诗,于“景”的空灵中无处不感到“情”的渗透与激荡。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