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骆谷在陕西周至西南,谷长四百余里,为关中通汉中的交通孔道,是一处军事要隘。诗人晚望于此,有感而吟此诗。此为缘景遣怀诗。这类诗率多景为宾,情为主,以景起兴,以情结景,它借助眼前实景,抒发内心幽情,越突出景物的瑰丽,越反衬心情的凄婉,细读自见堂奥。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川,平川。“秦川”,指秦岭以北古秦地,即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大平原。诗人登上骆谷,晚霞似锦,残阳如血,远岭近峦,浓妆淡抹,眼前展现一幅锦山绣水的美丽画面。“如画”二字把莽莽苍苍的辽阔秦川描绘得斜阳掩映,沃野千里,平畴闪光,丛林生辉。这是广袤的大景。“如丝”二字又把浩浩滔滔的东流渭水状写得长河落日,浮光耀金,万丈白练,飘浮三秦。这是绵长的远景。大景与远景交错,山光与水色竞美,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美景都是诗人站在骆谷“一望”中摄取的,又是在辞帝京、返故里的背景下“一望”见到的,句中特着“去国还家”四字,隐隐透露了诗人是失官还乡,因而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豪情,一刹那间又被愁怀淹没了。下两句便将此情毫不掩饰地抒写出来。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是说王孙出游,乐而忘返,辜负了家乡的韶华美景。韩琮反其意而用之,借“公子王孙”来指代宦游人,实即自指,说自己这次“去国还乡”还不如“莫来好”。对于遭逐沦落的诗人,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汉乐府·陇头歌》之二所写“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正可移来为韩琮写照。韩琮的诗情正是由此歌生发。他虽面临如画如丝的秦川渭水,心里只觉得“岭花多是断肠枝”了。据历史记载,韩琮被石载顺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不能不倍增其断肠之慨。
“莫来好”是与“断肠枝”相因果的。本来“岭花”并无所谓“断肠枝”,只因作者成为断肠人,“岭花”才幻成了“断肠枝”。断肠人对断肠枝,自然不如莫来好了。
全诗二十八字,并无惊人警语,而自有一种形象意蕴,令人回肠荡气,原因在诗家惯用的以乐景写哀的对比反衬手法,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挥。起句写美景,景美得扑人眉宇;收句写愁肠,肠愁得寸寸欲断。同一诗境,效果迥异,令人读来自入彀中。试一口诵心维,景乎,情乎,乐乎,悲乎,似都浑然莫辨了。其点化契机,仍然是“莫来好”三字所导入的一种闲愁美,哀伤美。乐景固然给人以美感,哀景同样给人以美感。在特定诗境下,先乐后哀,乐中生悲,会更使诗味浓郁,咀嚼甜美。此诗得之。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