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首画面优美、引人入胜的小诗。它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一座幽静无人的园林,在蒙蒙丝雨的笼罩下,有露出水面的菱叶、铺满池中的浮萍,有穿叶弄花的鸣莺、花枝离披的蔷薇,还有双双相对的浴水鸳鸯。诗人把这些生机盎然、杂呈眼底的景物,加以剪裁,组合成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清幽而妍丽的画图。诗的首句“菱透浮萍绿锦池”和末句“鸳鸯相对浴红衣”,描画的都是池面景,点明题中的“后池”。次句“夏莺千啭弄蔷薇”,描画的是岸边景。这是池面景的陪衬,而从这幅池塘夏色图的布局来看,又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第三句“尽日无人看微雨”,虽然淡淡写来,却是极为关键的一句,它为整幅画染上一层幽寂、迷朦的色彩。句中的“看”字,则暗暗托出观景之人。四句诗安排得错落有致,而又融会为一个整体,具有悦目赏心的美感。
这首诗之使人产生美感,还因为它的设色多彩而又协调。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摛表五色,贵在时见”,并举“《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为例。这首绝句在色彩的点染上,交错使用了明笔与暗笔。“绿锦池”、“浴红衣”,明点绿、红两色:“菱”、“浮萍”、“莺”、“蔷薇”,则通过物体暗示绿、黄两色。出水的菱叶和水面的浮萍都是翠绿色,夏莺的羽毛是嫩黄色,而初夏开放的蔷薇花也多半是黄色。就整个画面的配色来看,第一句在池面重叠覆盖上菱叶和浮萍,好似织成了一片绿锦。第二句则为这片绿锦绣上了黄鸟、黄花。不过,这样的色彩配合也许素净有余而明艳不足,因此,诗的末句特以鸳鸯的红衣为画面增添光泽,从而使画面更为醒目。
这首诗还运用了以动表静、以声响显示幽寂的手法。它所要表现的本是一个极其静寂的环境,但诗中不仅有禽鸟浴水、弄花的动景,而且还让蔷薇丛中传出一片莺声。这样写,并没有破坏环境的静寂,反而显得更静寂。这是因为,动与静、声与寂,看似相反,其实相成。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句,正道破了这一奥秘。
这首诗通篇写景,但并不是一首单纯的写景诗,景中自有人在,自有情在。三、四两句是全篇关目。第三句不仅展示一个“尽日无人”的环境,而且隐然还有一位尽日看雨之人,其百无聊赖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句中说“看微雨”,其实,丝雨纷纷,无可寓目,可寓目的应是菱叶、浮萍、池水、鸣莺、蔷薇。而其人最后心目所注却是池面鸳鸯的相对戏水。这对鸳鸯更映衬出看雨人的孤独必然使他见景生情,生发许多联想、遐想。可与这首诗参读的有焦循《秋江曲》:“早看鸳鸯飞,暮看鸳鸯宿。鸳鸯有时飞,鸳鸯有时宿。”两诗妙处都在不道破注视鸳鸯的人此时所想何事,所怀何情,而篇外之意却不言自见。对照两诗,杜牧的这首诗可能更空灵含蓄,更有若即若离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