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以三个四字句领起,利用时地景物的有机统一,简洁地点出庭院深深、春意盎然,为寻访恋人作了铺垫,以无声出意境。而重在写景叙事,可以分为前三句、后二句两个层次。“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三句交待自己重访旧地的时间、地点及道路情况。时间是在暮春时分,其时春风吹拂,柳絮飞舞。词人走过一条两旁种有垂柳的小路,来到了心上人居住过的庭院。后两句“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为另一层次。词人站在庭院里,只见一层层窗帘还像过去那样悬垂着,可是再也见不到那窥帘的女子了。上句用一“尚”字,笔意由轻快而凝滞;下句着一“但”字,作大幅度转折,加强了渴望与无望的反衬效果,浓化了词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不着“情”字,而哀怨之意毕出。
下片紧承“窥帘人远”的事实及由此引发的感慨着笔,进一步抒写自己失落的情怀,以有声见心绪。也分前后两个层次,先是借景抒情,然后是直接抒情。“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以欢乐的莺声、燕语反衬自己的“幽怨”之情。正当词人站在庭院中,因“窥帘人远”而惘然若失时,忽然听到了林间传来的黄莺鸣叫声,见到了正在粱间呢喃的燕子。莺声燕语本是美好春色的组成部分,足可供人赏心悦目,但在感伤的词人听来,莺燕的啼鸣愈欢快,自己感受到的“幽怨”也就更为强烈、明显。“伴”字是句中之眼,是由景及情的一个关键字。说莺燕与人为伴,说莺燕的鸣叫似在宣告人的欢快,都可以领会,但若要说莺燕声“伴人幽怨”,就会感到难以索解了。这里的“伴”字是一种“陌生化”的用法,如果对“幽怨”之情没有特别强烈的切身体验,是不可能体会到此“伴”字的应用之妙的。下片的另一层次是作为结拍的最后两旬——“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直接抒情,收结全篇。与此前寓情于景的写法不同,这两句采用明白的语言,直接吐露自己的心声,与“当初不合种相思”不谋而合。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情,虽历千百年而不易。一结虽作后悔语,却非浅薄语。词人之所以言“悔”,根本原因在于其爱之过深、思之太苦。“悔”是在其受尽感情煎熬之后的一种自我解脱的方法,骨子里正反映了他的沉痛。
全词感情诚挚,从景物的描绘到出自肺腑的呼唤,情感渐渐升华,至最终达到高潮,细味可以看到其中发展的脉络。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