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三句,想象奇特而瑰丽,落笔颇为不俗:近在咫尺的屏风,在迷离中居然看成像天般遥远。一实一虚,一近一远,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情人远别的怀思。“十洲”,是仙人所居、人迹罕至之地。托名为汉东方朔撰的《十洲记》载,在八方大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词中例以美人为仙,美人所居为仙境,暗指所思念的人的居处。十洲是仙灵境界,凡人无法到达,只有在梦中才能前往。梦醒后,看到屏风上画着的山山水水,犹疑是梦中所历,更写出梦境的虚幻和醒后的怅惘,真是妙有远神,令人掩抑低徊不已。歇拍两句写美人手执着写有无限水春心事的红笺准备寄给情人书信,此二句把寄人的红笺与十洲的残梦联系起来,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表现了词人苦恋的情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下片是对往事的回忆,写抒情主人公曾无聊地独倚高楼—— 正在两人分别的水边,面对着辽阔的千里江南之地。这里所写的不是昔时相聚的欢娱,而是别后的思念,脱出词家惯常用的上下片对比的手法,感情便越觉沉厚。结拍两句,进一步写倚楼时的怀思。此处着意在“分流”二字。古乐府《白头吟》:“蝶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以水东西分流,喻人们一别之后不再相见。人倚高楼,念远之泪却滴向楼下分流的水中,将离愁别绪与怀人立情抒写得深婉曲折而又缠绵悱恻,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这首词上片写景,即描写浮云楼的欢乐气势。其中的“朱阑共语”,“别愁纷絮”、“塞鸿”、“岸柳”等,皆隐括杜牧诗句。但情词熨贴、了无痕迹,见出融裁之妙。《蕙风词话卷二》:“廖世美《烛影摇红》过拍云:‘塞鸿难问,岸柳何穷,别愁纷絮。’神来之笔,即已用矣!”
下片换头:“催促年光,旧来流水知何处?”一句度入同前,由写景而抒情,便令人有不胜古今与迟暮之叹了。“断肠何必更残阳,极目伤平楚。晚霁波声带雨,悄无人,舟横野渡。”进一层用笔益觉凄怆入神。真是“语淡而情深,令子野、太虚而为之,容或未必能到。”(《蕙风词话》)
唐代诗人杜牧,曾有一首写安陆浮云楼的诗作,在唐、宋时期曾传颂一时,原诗是《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郎中》:
去夏疏雨余,同倚朱阑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楚岸柳何穷,别愁纷如絮。
(见《全唐诗》八卷五九三七页)
安州即安陆,同小杜的诗相比,廖世美的词则别有韵味。
这首词,声容娇好,情致蕴藉,自是名家手笔。正如况周颐所说:“一再吟诵,辄沁人心脾,毕生不能忘。《花菴绝妙词选》中,真能不愧‘绝妙’二字,如世美之作,殊不多见。”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