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此诗赞扬陈七素有大志,一闻国家有难,即从戎请缨,万里赴边。歌词中处处流露出浑健壮逸的意境,既有称颂又有勉励,既饱含怨恨又无迹可寻,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感情,预祝友人早日凯旋,也抒发出诗人对明主弃才,友人失意的愤慨。
首联,诗人从日常经验出发,揭示了非凡之人常常在琐碎小事中度日,似乎毫无作为。这种叙述有助于减轻友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愧疚,为后文的称颂和鼓励铺垫。首句中的“吾观”表明这种观察是亲身经历,语气坚定,让人不容置疑。
第二联将视野由普遍转向具体,切入描述友人的抱负和经历。前后两联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承自然。“鸿鹄志”的三个字既是对友人高尚志向的褒奖,也是表露诗人自身“冲天羡鸿鹄”的雄心。而“蹉跎”一句则道出了友人因才华被埋没而心生愤懑,也映射出诗人壮志难酬,浪费光阴的苦闷之情。
第三联从感伤情怀转向雄浑豪放,通过数字的对仗形成节奏感。“一闻”与“万里”之间的对比,再加上“忽”字,生动地展现了友人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国难,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最后以反问句作结,紧扣主题,展示诗人自己也将前往京城谋求前程,同时预祝友人在前程路上获得胜利,早日有所建树。这一句形成了与前文呼应的结局,巧妙地将诗篇落点明确地安置在鼓励友人和展望未来上。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