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
这是一首送别诗。词人以轻松语写沉重的心情，雅韵与俗美兼具，虽用比兴而无曲晦之感，毫不雕琢却有流动之趣，离愁别绪跃然纸上。
这首四十个字的小词，题曰《送别》，此刻行人已去，但仍可见其行舟，词大半从“舟”字着笔。春江水暖，一望绵远，不见端际。词人伫立江边，目送行舟，水长天远，似都没有尽头。次句紧承上句，仍是江边人注目之所见：望呵，望呵，一直望到远去的小舟过了树木的梢头。船已行远，故所望之人似觉船已越过树梢在前进。首二句十个字，将送者神情专注和船行渐远的情状，描绘极为精细。
下二句说，船越行越远，船体已不可见，惟见点点白帆，比沙鸥还小。这里“青未了”从文义说接下句，指“布帆”，正“孤帆远影碧空尽”时，惟有点点白帆可以望见。而愁如云积，是此时词人的惑受。“布帆遥比沙鸥小”，可看乍写实，但亦寓有对行者的祝愿。
最后说：“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残照”，夕阳、落日。孟浩然《同独孤使君东斋作》：“竹间残照人，池上夕阳浮。”残照尚有一竿高，送者心中生“恨”，偏又有人“催去早”，呼唤早点回去，又怎能不“怪”！怪者，埋怨、责备，见怪也。
“朱绂遗尘境，青山谒梵筵。”“朱绂”此处用以指代游者，正显示其身份之尊贵。“尘境”与“梵筵”相对，一指世俗生活的地方，一指超脱红尘的佛寺。诗人陪同这位贵人离开了世俗的境地，来到这青山环抱之中拜谒佛寺。
“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两句纯用佛典当中的用语。“这两句是说佛法能开启众生觉悟的道路，能超度众生脱离迷川，到达理想的彼岸世界。诗人这里是借眼前之景既赞颂了佛寺、佛法，又赞颂了来游禅寺的人。
“岭树攒飞拱”以下四句是从宏观上描绘佛寺之壮观，也是诗人刚入禅寺所看到的景色。山岭上茂密的树木簇拥着寺庙的飞栱；岩石边的繁花覆盖着谷中的幽泉；寺中的高塔，高耸入云，似乎凌驾于海日之上；而雄伟的殿宇，气势非凡，又好象超出于江烟之上。“海日”、“江烟”在这里无非是用以烘托“塔形”与“楼势”，不一定意味着这禅寺真的在海边江上。所以对诗意的解释不必过于拘泥。这四句诗不但对仗工整，而且用词精妙。“攒”、“覆”、“标”、“出”四个字把环境的幽美，庙宇的雄伟写尽写足了，也写活了。
“香气三天下，钟声万壑连。”随着这两句诗的展开，诗人之笔深入到了佛堂之中。由此可以体会到全诗似乎是由外而内逐步深入的。佛寺里的香烟弥散于“三天下”，宏亮的钟声在千丘万壑之间回荡不绝，象征着佛门广大，其影响正普及于天下。这两句诗气魄宏伟，正是李太白的一贯诗风。
“荷秋珠已满，松密盖初圆”这是进入到禅堂深处了。这两句虽仍是写景，却隐含着佛理。秋天荷叶上布满了晶莹的露珠，繁茂的松树已亭亭如盖。这两句描摹景色，细致入微。“已”、“初”两字用得十分确切，“圆”、“满”更是语带双关。“圆”，“满”两字一方面赋于荷珠、松盖以鲜明的形象和勃勃的生机，准确地传达出荷珠松盖的神韵情致；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禅机。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一节“说圆”写道：“释书屡以十五夜满月喻正遍智”。他广征博引上座大众诸部经典，如《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等等中的各类例子。可见以“圆”“满”作为“如来智慧”的形容在佛家经典中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人们也说功德圆满之类的话。诗人在这里揉诗意禅趣于一体，可谓巧妙之至。
“鸟聚疑闻法，龙参若护禅”两句进一步借写景点明身在佛寺，也像“鸟”与“龙”一样受到佛理佛法的薰染，体验到佛法的威力。
“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两句借用伯牙钟子期的故事，自谦和的诗愧非知音。《吕氏春秋》载：伯牙鼓琴，遇钟子期，伯牙志在泰山，子期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过了一会儿，伯牙志在流水，子期又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从此“高山流水”成了“知音”的象征。
李白一生与道教关系密切，自称“臣是酒中仙”，以贺知章赠给的佳号“谪仙人”自傲。但是他与佛教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密切，他自称“青莲居士”，并有诗言道：“金粟如来是后身。”据有人统计，与李白交游的僧人有三十余人，他还曾从两位高僧学法。他寄居过的佛寺寺院有名可考的便有二十余座，他写的有关佛教的诗文有五十多篇。李白在这首诗中用了大量应景的佛家典故，胡震亨曾说道：“诗家拈教乘中题，当既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李白在这首诗中基本上是为了应景而用佛典语，但他用得精工，用得巧妙，景语佛语熔于一炉。这就表现了他的诗学佛学造诣均卓越非凡。这首诗音律精严，对仗工稳，是一首典型的律诗。确实，最能表现李白心胸、抱负、胆识的是他的乐府古风之中的许多不朽之作，但这首诗虽是应酬之作，仍表现出他超凡脱俗的横溢的才华，于“端整”中不失“飘逸”。诗中没有明写游禅寺，但几乎每一句每一字都不离一个“禅”字，使人一下子便能悟到诗人说的是禅寺，这些地方也可见诗人深厚的功力。
这首诗也许不能代表李白诗作中主要方面，但正因为其独特更说明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恰如要全面地了解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之外，《秋兴八首》也不可不读一样，读读这首诗，对全面了解李白是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