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作者家世巨富,而天生情种。但这首词中流露出来的愁绪,并非如晏殊《珠玉词》一般的闲愁、轻愁,而是沉挚的深愁。这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唯有真正热爱生命,真正认真生活的人,才会感觉到如此深重的愁情。他们太依恋春天的美好,也太担心春天的逝去,所以他们比平常人感受着更多的愁苦。
上片,作者从阑珊的春意写起,为读者描绘了—幅春夜愁思图。开头两句写作者感到春意阑珊,心绪惆伥。在酒醉后漫倚绿琴,四周一片寂寥,只有绿琴相伴。作者首先交待了时间、地点。时间已到了春末夏初时节,春花开始凋落,面对阑珊的春意,作者内心不禁涌起万般惆怅。项鸿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说的“生幼有愁癣”。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因此,在这样一个寂寥宁静的春夜,作者万般的愁绪无处排遣,只好借酒浇愁。但醉后的心境更是寂寥,于是只好以琴为伴,暂且用琴声慰藉一下孤寂的心情。这里的“相伴住”,形象地写出了作者想以琴排忧,却又心绪皆无的情景。“一枕新愁”二句,写作者夜深难眠,满腹愁绪。“残夜’’正是人们熟睡之际,而作者却嗅着庭院花香,看见满楼月色。这“残夜花香月满楼”句,暗示了作者难以成眠,使读者好像看到作者睁眼不寐沉思忧郁的形象。“一枕”句也生动地勾出作者愁绪绵绵,辗转反侧之状。“新愁”到底是什么,这里没有说,作者在下片才以含蓄的笔法暗示出来。
下片作者用含蓄的笔墨道出了这种“新愁"的由来。“繁重绝管,吹得锦屏春梦远”,终于道出了是隔墙邻居家繁杂的管弦乐声,把自己难成的春梦吹向了遥远的地方。从句子表面来看,似乎是比邻的弦管乐声搅得自己难以入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的托词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作者对隔墙佳人的思恋,才使得他卧不安席。这一点在结尾一句中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打秋千的女子,这才是作者为之辗转反侧而产生“一枕新愁”的根源。夜深人静,作者因相思而产生的种种愁绪却无法传递绐对方。因此,只好把这种哀怨发泄到了庭院中的垂杨上,仿佛那静静的垂杨也不解人意,偏偏挡住了作者的视线,从而使他连荡秋千的女子的影子也看不到。表达了作者对佳人深深的爱恋,却又无法向对方表达的惆怅与哀怨。
总之,这首词以其清新幽怨的风格,缠绵委婉的笔调,以情写景,景中寄情,抒发了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读来令人感到真挚自然。
首联写绿植光影映照门扉,墙边小路才草木中若隐若现,显得生机勃勃。
“酿酒多新社,遥砧送暮晖” 描写了为了准备祭祀、祈求丰收,农人忙于酿酒;暮色渐浓,远处传来捣衣的声音。描写了忙碌而祥和的农村生活场景。
“数声牛上笛”“数声”动静结合,突显了环境的优美、牧童的悠闲快乐,营造出乡村热闹、轻松、愉悦的氛围。
全诗视听结合,动静相宜,虚实相生,用语平朴,意境优美,富有意趣。
本诗撷取若干乡村景象,自然与人文融合,呈现出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