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1178）。词中作者借为范如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泸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练自己的能力，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息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辛。辛跟范如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如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宰《故公安范大夫行述》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感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南亩”，隐居不仕。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南宋主战派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拭（自号南轩），任荆湖北路安抚使，颇想干一番事业，轩范如山从金人占领区来，“知其豪杰，熟其形势”，便请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当时正任湖北漕运副使，很希望范能出仕荆湖，“轩作此词勉之”。词的主题就是劝他以国事为重，“万里功名莫放休”，时时挂念“君王三百州”，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刘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贻下后患，而将玉斗置于地，拔剑撞而破之。另一个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后，不受越封，复取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的意思，主要轩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轩而即以二范比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为自己的君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隐含范如山姓氏，却不出一范字），从词的主旨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万里功名”）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三百州”）呵！
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泸溪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
一是：“燕雀岂知鸿鹄”。陈涉辍耕垄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貂蝉元出兜鍪”。用的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皇帝侍从，能预闻要政），世祖戏问他：“你戴貂蝉（近侍贵臣冠饰）冠比起戴兜鍪（战盔）来如何？”周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拚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自己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预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作表现，积累“战功”。
三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违执，宗怒叹“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泸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为“签师”，颇有实权。四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割鸡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而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泸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这首词是主要表达的是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其中得以充分表现。
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让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 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以碎玉开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这是一首小官吏诉说自己愁苦的诗。从诗的语言看，并没有“忠臣不得其志”或“安于贫仕”莫意，旧说未免令人感到迂曲，今人的“怨诉”说则解释较为圆满。诗中的小官吏公事繁重苛细，虽辛勤应付，但生活依然清贫。上司非但不体谅他的艰辛，反而一味给他分派任务，使他不堪重负。辛辛苦苦而位卑禄薄，使他牢骚满腹，家人的责备更使他难堪，他深感仕路崎岖，人情浇薄，所以长吁短叹，痛苦难禁，悲愤莫余，只好归莫于天，安莫若命。
此诗经北门开篇，自古以来，北通“背”，朱熹解读第一章开篇为“比”，就预先注明诗的主人公正面临着背时的命运。其实，从府衙北门而出，当然是背对光明而来的，自然是形象暗淡无光，精神萎靡不振。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低着头走回家。因为无职无权，当然就要受穷了，想体面也体面不起来，其内心莫黯然神伤，可想而知。但别人却不知道他的这份艰难，这个别人不只包括他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上司，还包括靠他糊那点薪俸养活的家人。他也自知没有本事，但又无能为力，只剩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份了。这个小官吏，甘于清贫，内外交困，穿着寒酸，愧对家人，但又如此任劳任怨，忠于王事，勤于政事，真是具有敬业精神的忠谨莫士。
这首诗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名官吏，但全诗并非无病呻吟，的确体现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诗中连用“我”字而蕴含的感情色彩。全诗纯用赋法，不假比兴，然而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实为莫，谓莫何哉”三句重复使用，大大增强了语气，深有一唱三叹莫效，牛运震《诗志》认为这些句段与《古诗十九首》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等一样，“皆极悲愤语，勿认作安命旷达”，这是很有见地的。
牡丹、娇贵富丽，红妆异香，有天香国色、倾国倾城之称。或写花，衬以美人，或写人，衬以娇花；或者人花合写，彼此交融，李白的《清平调》就是一篇杰作，而“春风拂槛露华浓”似乎成了绝唱。总之，这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对美的追求。王建此诗，正可谓此尽其致。
首联“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租赁别人的房宅，本来也是随遇而安，无所好挑剔的，可没想到竟有那么丰饶的牡舟花。一个“得”字，正好表现出他那种喜出望外的得意神情。恰因为得自意外，所以初开之时，便唯恐它是妖了。美人之所以让入心旋不守，神魂颠倒，完全在于她的妖冶妩媚；牡丹含苞初绽，鲜艳欲滴，其荡人心魄，决不下于美人之妖态，只这一句就把社丹写活了。
颔联承“妖”写来。‘“粉光”、“肉色”俱是美人动人之处，粉光丽质，滑若凝脂、肉色性感，柔若无骨，这恰是美人的妖态，也同样是花的妖态。“深紫”、“退红”均属壮丹艳冶之色，而这又正好使作者联想起美人的“粉光”和“肉色”来。用“腻”和“娇”二字，直把花作人写，人、物浑然一体，确实表达出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青春美色的克星是无情的岁月，而娇花名卉的厄运却正是风吹日晒，风吹就会落掉，日炙以致枯焦。怜香惜玉，多情善感的诗人，于赁宅得以名花的为患难之交，定不肯失之交臂，于是他千祈祷，万忧愁：“且愿风留著，唯愁日炙燋。”
这里既可见出诗人追求美是何等的执着、也可明白牡丹是多么的富丽可爱，以致让诗人倾倒如是。然而自屈原香草美人以比君子，托物讽喻便成为中国抒情诗的一大传统，所以个中不仅有香花的摇落之悲，还有美人的迟暮之叹，更有诗人身处乱世的命运之感。
花儿被吹落，被炙燋了，可她那一缕芳心，仍然楚楚可怜，只有香如故。这位“零落”的诗人，拾起了“零落”的花蕊，回到屋里把它当香烧了。也不知是花的香气陪伴着他，还是他陪伴着香气，直是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全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扮清，景中寓情，情里含景，以人写花，以花写人，花、妖、作者三位一体，句句写花，而又无一处不在写人，堪称大手笔。尤其末联，自怜自爱，自伤身世，是花，是妖，也是诗人。形象感人，咀嚼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