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专城才四十，诸孙颗颗明珠。传家衣钵只诗书。一坡存菊意，千岁学松癯。
有子专城才四十，诸孙颗颗明珠。传家衣钵只诗书。一坡存菊意，千岁学松癯。
词的上阕写京城内外初春的美好景色。开篇两句先点出春天来到了京城。“东郊向晓星杓亚”，北斗星星柄低垂，是初春时的星象，但一句“报帝里、春来也”，却使得这一自然现象仿佛有了生命，它在告诉京城中的人们：春天来了。句中语气词“也”，用得十分精到，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以下四句转入写景，抓住富有季节特征的春柳和春花，描绘京城初春的美丽。在词人的笔下，“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清晨，柳树在蒙蒙的雾气中张开芽眼，美丽的花朵以露水匀脸。这两句拟人化的描写犹如一组特写镜头，极逼真地描绘出了一幅初春晨景图，美得令人心醉。接下来一句中的“渐”字，表时间的推移，实则暗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升起了，雾气散去了，这时候再看一看春柳、春花，更觉绿得娇媚，红得艳丽。绿柳红花“妆点层台芳榭”，将层层台榭装点得更加美丽。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致，词人不由发出了“运神功、丹青无价”的感叹。此句由景及情，赞美了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功力在大地上创造了犹如图面一样美丽的春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诚然，这首词上阕的写景绝不是单纯只为了描写春景，而是为下阕中人物的出场创造一种美好的景物氛围，而是为借以传达人物内心的喜悦之情。
词的下阕写新进士宴游场面。过片以“别有”二字开端，使词作很自然地过渡至下阕，也使上下阕的感情融成一片。在美丽如画的初春景色中，“新郎君”们出场了，他们骑在马上，整齐地排成一行，个个风度俊美，气宇轩昂，就像画中人一样。词写至此，人美景美，相得益彰。“杏园风细”三句，又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汴京琼林苑内微风习习，河水猛涨，仿佛在为这些人高中进士而欢喜。而喜得功名的新进士们，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遍九陌、相将游冶。骤香尘、宝鞍骄马”。出了琼林苑后，又结伴在京城内策马奔驰，各处游玩，所到之处扬起了阵阵香尘。词的下片把登第者的得意情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以初春气象写心中喜气，颇能传神。整首词又宛如一幅画面极生动的新进士宴游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此词确系写于柳永进士及第之年，那么，这时的柳永，早已不是一个春风得意的翩翩美少年。透过此词光华绚烂的外表，似乎又可以品味到历经二十余年的科考生涯，那隐藏于作者内心深处的苦涩。如果再联系柳永中进士后那惨淡的仕途，则此词中的欢乐就显得更为可悲而可叹了。
岘山，又名岘首山，位于湖北襄阳城南九里，以山川形胜和名人古迹著称。岘山属襄阳治，名城襄阳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距襄阳县西二十里，为隆中，即卧龙先生草庐对策之地。襄阳故城，即其县治。
陈子昂登临岘山，不觉发思古之幽情，写下这首怀古诗。
开头二句说“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外城为郭，郭外为郊，郊外为甸，秣马于荒甸，说明岘山在襄阳郊外。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立襄阳郡，自此“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诗人登临岘山，俯瞰襄阳，不禁想到晋朝的羊祜、三国的诸葛亮。羊祜喜游山，常登岘山，终日不倦，曾对从行者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羊祜为太守，清名远扬，很受百姓的爱戴，且有献策平吴之功，终身清廉不营私，唯对岘山的青峰白云流连不已。羊祜病笃，荐杜预自代，年五十八卒。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以纪念，望其碑者，无不流涕。杜预死后为碑起名曰“堕泪碑”，就是陈子昂诗中所说的“堕泪碣”。
曹操伐刘表时，表已卒，刘备屯兵樊城，闻讯赴襄阳，曹操即派精锐紧紧追击，刘备兵溃于当阳、长坂；诸葛受命于危难之间，东结孙吴，共御曹魏。赤壁之战，奠定鼎足之势，功盖三分，名成八阵，登临岘山，俯见襄樊，不能不缅怀以南阳布衣而名垂环宇的诸葛武侯。
“犹悲”、“尚想”，点明“怀古”，也抒发诗人斯人虽逝，而凭吊弥深的感情。
以下接诸葛功业回顾三国时代，古之楚地，魏、蜀、吴，各个分据；汉水入江处在夏口，夏口城为孙权所筑。《尚书禹贡》谓：“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大别山，《元和志》谓指汉阳县东北之鲁山，“南枕蜀江，北带汉水”，孙吴据长江天险，因此诗中说：“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遥”既表现楚地辽阔，又表现事已久远，兼指时空。“山川”句，诗人于岘山之上，思绪万千，见汉水曲流岘山之东，而想到滔滔东去的景象。
三、四句诗人怀想羊祜、诸葛，五、六两句则转谈三国事，并非仅就山川而言，其间包涵了“人谋胜天险”的寓意。羊祜献平吴之策，晋灭东吴诸葛用联吴之策，以抗曹魏；刘备因意气用事，败于夷陵；孙皓以残暴多疑，终致亡国。面对四百多年前的历史遗迹，诗人不禁发出慨叹。
岘山之南，有后汉襄阳侯习郁故居。习郁在此引水作养鱼池，筑以高堤，间种楸、竹。秋来，楸丝垂垂，修竹亭亭，景致怡人。晋朝时的征南将军山简，都督荆、湘、交、广四州，镇守于襄阳，每过习郁园池，必痛饮至大醉方归。常说：“此我高阳池。”
刘景升治襄阳时，筑景升台，常登层台之上歌《野鹰来》曲，死后，葬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杜甫十三世祖、镇南大将军，杜预，字元凯，曾在襄阳兴水利，百姓称之为“杜父”。元凯作两碑，一碑沉万山山下潭水中；另一沉岘山山下水中，碑文述己之功业。元凯沉碑时说：“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陈子在此即借杜元凯沉碑事，并引申其意，即使百年之后，深谷突起为丘陵，亦是徒然。空有丘陵出，无数英雄豪杰、古圣先贤，都已经凋零作古了。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沔水经过习郁的邑城，出安昌县东北大父山，西南流，注于白水，南面有汉光武故宅，后汉人苏伯阿曾在此“望气”，称白水乡光武宅有郁郁葱葱的兴旺佳气。陈子昂借此慨叹郁郁葱葱之气已经中断消失了。“苍烟断”、“晚气孤”，诗人借景抒怀，表达他对时政的忧心焦虑。
“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诗人来自蜀山之中，所以自称“万里客”，“谁知”，表现了诗人孤寂落寞的心境，“踌蹰”，指惆怅而徘徊。当诗人凭吊遗踪的时候，缅怀治世良材，有为的将帅以及像羊祜、诸葛亮那样永远为百姓思念的贤臣良相，更希望这样的贤圣，代代不绝。
谢枋得此诗，抓住了杜鹃鸟啼声的这些特点来抒写自己的感情。其最成功之处在于用望帝的传说来抒发自己彻骨的思归之情，并把这种情绪描绘得缠绵往复，回肠荡气。
作者在二十八字的短短篇幅里，高度地集中题材。全诗紧紧围着一个人（作者自己）、一种物（杜鹃）、一件事（归）展开。仅从字面上来看，四句中有两句出现了作者自己，两句出现了杜鹃鸟，三句出现了“归”字。进一步研读，还发现其实四句都没有离开这人、物、事三者。这种反复吟唱的写法，类似民歌中的复沓，仿佛仍有“杜鹃催人归，我归，我归，我归……”的旋律不断萦绕耳际，律感强烈，引起共鸣。
全诗的结构也十分巧妙。诗的开篇先用杜鹃催归起兴，并连用“日日”二字，足见此鸟之殷勤多情，好像在说物有情而人无意。但接下来次句却说，我的归心如此急切，可惜无人知道，当然，杜鹃也是不理解我的。这样一来便使起兴鹃鸣反倒成了铺垫，从而把作者思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三、四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人与杜鹃之间形成直接联系，用人向物发问的方式表达作者对归期的盼望和对可能出现的永无归期的忧虑。
通观全诗，这种由物（劝归）到人（思归），再由人（问归）到物（预示归期），最后仍然归结到人（归期何时）的结构方式，在人、物、事三者之间构成循环不断的关系，极符合作者所要表达的缠绵不绝、难解难断的思想感情。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