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云海”、“人间”、仙境。开头两句突写“茫茫”“云海”世界,气势恢宏。在这浩瀚的自然界中,“道山绛阙知何处”这一问句,为下文展开笔墨作了铺垫。次三句,写“人间自有”贤人在。这贤人就是“龙蟠凤举”的“真良师”、“赤城居士”司马子微。赤城是贤者隐居的理想世界:“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悬霤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文选》引孔灵符《会稽记》)“清净”三句写仙道思想和人格修养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清净无为”,其人格修善方法为“坐忘”,为“遗照”,为人诵训的“八篇奇语”,人们凭此可通向有道之士的人生境界。“司马子微隐居天台之赤城,自号赤城居士,尝著《坐忘论》八篇,云:‘神宅于内,遗照于外,自然而异于俗人,则谓之仙也’。”(宋代傅斡注)最后四句写仙境。司马子微“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蓬莱晻霭”,“云海茫茫”,烟雨苍苍,遍布云车、马车和风车,时有“海市蜃楼”的仙境美出现。
下片,写对“八表神游”的无限向往,“约相将去”的超然世外生活的执着追求。前三句,交代“神游”的范围和时间:“九州四海”和“落花飞絮”的飘雪时令。“尽”字表明“神游”之地无限广阔;“笑”字表明“神游”之态自然快乐。次三句,写李白的对仙道的追求:“尝见子微予江陵,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东坡序转述李白《大鹏赋》语)这“临江一见,谪仙风彩”,“仙风道骨”,东坡亦“无言心许”。可谓志同道合,“龙蟠凤举”。“八表”三句,写“八表神游”的状态:“相对”,“箕踞”,“酒酣”,“浩然”,欲醉畅怀、盘坐侃谈的仙家风度。最后三句,点明本词之眼:等到李白壮志凌云把《大鹏赋》写完,醉骑鲸鱼,葬身鱼腹时,也就是我们“约相将去”蓬莱、天台成仙之日。下片充满了幻想和魔思的色彩,表明了东坡此时此地思想的局限性。
这首词,以神话传说作题材,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记述谢自然仙女求师蓬莱真人良师司马子微而白日仙去事;还记叙了谪仙李白曾见司马子微于江陵,获得“仙风道骨,可谓神游八极之表”的美誉事,且能歌唱,表明了东坡在音律上作了不遗余力的探讨,反映了东坡对宋代社会世俗生活的厌倦,对有道之士的无限敬仰,亦望求仙解脱,超然世外,创造了一种云海、人间与仙境融会,历史、仙话与现实交错的空间文化观,使之达到一种天地人三维完全整合的和谐境界,从而求得一种精神升华的体验,这是东坡追求这种空间文化观的价值所在。
北宋后期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词,写梅雨时间的闲愁情绪,字面优美,流传甚广。这首词当是社会下层文人的作品。它用贺词原韵描述举子应试时狼狈可笑的情形,题为“咏举子赴省”。看来作者对于举场生活很有体验,可能是屡试不中者,因而对应试举子极尽嘲讽之能事。
宋代科举考试制度规定,各地乡试合格的举子于开科前的冬天齐集京都礼部,初春在礼部进行严格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这次称为省试。省试之后还得由皇帝亲自殿试。此词写举子参加省试的情形。
词的上片写考试前的准备阶段。祥符县为北宋都城开封府治所在地。祥符路借指京城之内。宋制三年开科,头年地方秋试后,各地举子陆续集中于京都。“钉鞋踏破详符路”,写省试开始时,举子们纷纷前去,恰好雨后道路泥滑,他们穿上有铁钉的雨鞋,身着白衣,攘攘涌向考场。“踏破”和“白鹭”都有讥笑的意味,表现慌忙和滑稽的状态。“盝”,音禄,小匣,“试盝”即文具盒之类的用具。“幞头”为宋人通用头巾,以桐木衬里,加上条巾垂脚,形式多样。举子们携着试盝,戴着不合适的幞头,形象就更加有点可笑了。
宋代的考试制度非常严密,“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工具书),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所以举子进入考试之时须经搜查,看看有无挟带。“八厢儿事”即许多兵士,“直殿”指朝廷侍卫武官。进入考场之时,既有许多兵士搜查,又有殿员朝廷武官监督,弄得“怀挟无藏处”,根本无法作弊了。可怜这些举子本来才学粗疏,考场管理之严,就更使他们无计可施了。然而乘兴考试又是士人唯一入仕之路,许多士人仍然怀着侥幸心情进入了考场。
词的下片写举子在考场中的困窘愁苦之态。“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举子进入考场之后立即锁厅考试,自朝至暮,一连数日。作者省略了许多考试的细节。“时辰报尽天将暮”,时间一点点过去,困坐场屋的举子一筹莫展,文思滞钝,天色已暮,只得敷衍了事,“把笔胡填备员句”。据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贡举》云:“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昼,不复继烛。”天黑前必须交卷。他大约一整天都无从下笔,临到交卷前便只好胡乱写上几句充数。这殿句写举子考试时无可奈何的心情和困窘情状。贺铸词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为全词最精彩的部分,表现了词人的闲情逸致,很有诗意,赢得贺梅子之称。
作者套改贺词以表现考场中的“闲愁”。其实哪里是闲愁。而是困苦难受之情:“殿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宋代考场中,到日暮一般再点殿条蜡烛以待士子。考试既不如意,头昏眼花,饥肠辘辘,面对暗淡将尽的烛光和难咽的馊饭,苦不堪言。若是小园闲庭或高楼水榭,徙倚挑徘徊之时,“一阵黄昏雨”倒能增添一点诗情雅趣。可是举子们此时还有什么诗情雅趣,黄昏之雨只能使心情更加烦乱、更感凄苦了。在备述举子奔忙、进入考场、考试等情况等狼狈困苦的意象之后,结句忽然来一笔自然现象的描写,好似以景结情,补足了举子们黄昏的难堪环境氛围。这样作结,颇有清空之效,留下想象余地,且很有风趣。
这首词嘲讽那些久困场屋、才学浅陋而又热衷科举的士人,用漫画的夸张手法描绘出举子赴省试的狼狈可笑形象。这些举子好像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写的范进中举的情形一样,虽可笑而又可怜。他们屡试不第,是科举考试制度下的牺牲者。多次的失败麻木了他们的思想,扭曲了形象和性格,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从这首小词里,可以看到呻吟在封建制度重压之下不幸士人的可笑而可怜的形象。宋代文人词缺乏讽刺幽默的传统。而且题材范围也比较狭窄。这首民间作品使我们耳目一新,见到一种特殊的题材和特殊的表现方法,可惜这类作品保存下来的真是太少了。
现存刘禹锡诗中有两首提到米嘉荣,另一首的题目写作《米嘉荣》,是此诗的初稿。《与歌者米嘉荣》,从反面落笔,于温柔敦厚中透愤懑不平,工巧新颖,深得风人之旨。
本首诗语言诙谐,写久负盛名的老歌手米嘉荣 年老了不受年轻一代重视的境遇,以需染胡须来迎合时尚戏之,隐含了诗人对朝中先辈受新贵排挤的激愤之意。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句中《凉州 》是曲调名,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 )民歌,由唐玄宗时的西凉府都督郭知远进献朝廷。据记载,《凉州》在唐代宫廷中演出时,有人反对,说能引起“悖动之事”、“播迁之祸”,但也有人大声欢呼。可见,《凉州 》是具有意外之声、奇特之调的曲子。《凉州》曲调的不寻常,衬托着米嘉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技艺。“旧人唯数”,又从正面突出米嘉荣。因为,米嘉荣的技艺越高超,就越能赢得人们对他被冷落的同情。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突出题旨。米嘉荣一身绝技,理当受人敬重,可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是轻先辈重后生。诗中说:时世如此,您还是将就点,将白了的胡子染染黑,去伺候那些年轻人吧。劝慰之中,暗含着无限辛酸和诗人自己的愤世之情。被时人视作“宰相之器”的刘禹锡,由于政见不同而遭贬逐或投闲置散。如果要争取进用,就得放弃自己正确的政见,这就正像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染髭须”去“事后生”。刘禹锡反对“时世轻先辈”,却奉劝人们“染髭须事后生”,这是忍着愤怒的温存,含着泪水的笑意,而自隐藏着讽刺的锋芒。这种手法,即所谓“正言若反”,于正中见反,于平和中见激荡,能使人体会到诗人的委屈,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说,有急切直率之嫌;反说,有尖锐泼辣之忌。只有这种正反结合的“ 正言若反”,可以化尖锐泼辣为含蓄蕴藉,化急切直率为委婉淳厚,使诗意更为隽永深长。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先写延客之状。草堂初建,居幽而地僻,很少造访之人。忽闻通报,有贵客来临,只得循礼恭迎。但“老病人扶”,“再拜”起伏,实感艰“难”。诗中明显表现出年迈多病,不胜应酬之苦的不悦。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写惊讶之情。从上句看,此宾当是耳闻杜甫文名,特通报相访的。“岂有”、“漫劳”四字,在这里起了宾主对称作用。“我岂有文名,您徒劳过访”,运用散文的笔调,驭律诗的对法,傲岸之态可掬,嘲讽之意自见,很能体现杜甫七律诗的特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写款待之事。上句易“宾”为“客”, 既避免与诗题相重复,也为了平仄协调。言下之意:你这位“佳客”,入门就“坐”,“淹留”“竟日”,我虽不能盛馔相饷,也算尽礼了。“百年”意同一生。下句说:我一生食“粗粝”,身为“腐儒”,款待不周,还望多多包涵。在自谦中实含自伤之意。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特致歉意,兼邀贵客重来。诗人说:如果不嫌“野外”“供给”菲薄,还望“乘兴”再“来看”花。这是客套话,也有送客之意。嘲讽之意,隐约可见了。
此诗诗题虽突出“宾”字,但在写法上,却处处以宾主对举,实际上突出的是诗人自己。从强调“幽栖”少客,迎“宾”为“难”到表明“岂有”文名,漫劳垂访,到如果不嫌简慢,还望重来看花,虽始终以宾主对言,却随处传达出主人公的简傲自负神态。“岂有文章惊海内”,“ 百年粗粝腐儒餐”,在杜甫笔下,一为自谦之辞,一为自伤之语,也是诗人自慨平生的深刻写照。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