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围绕着边塞的寒夜进行描写。
上片全是用的景语,词人用“严宵”“拥絮”来透露塞上寒夜的寒冷,也从中透露出自己凄苦的心境。“严霜拥絮频惊起,扑面霜空。斜汉朦胧。冷逼毡帷火不红。”首句就写出夜的寒冷,这里的“絮”做两个解释,一个是上文所提到的棉被,意思便是半夜用被子裹着身体,还有一个就是指柳絮般的雪花。整句的意思便是严寒卷起雪花,令其如柳絮般飞舞在空中。不过从“频惊起”这三个字来推敲,这里的絮当做棉被来解释。因为夜里太过寒冷,几次从睡梦中被冻醒,屋内尚且如此,屋外的旷野上更不用说了,“扑面霜空,斜汉朦胧,逼毡帷火不红”。天空寒雾迷漫,银河仿佛横亘在夜空上的河流,被寒气所笼罩,在这样的天气下,军营里的炉火,再怎么添加柴火,也是烧不旺的。
下片词人便峰回路转,从景转心,开始了联想、回忆、幻境相结合的心理描写。“香篝翠被浑闲事,回首西风。何处疏钟,一穗灯花似梦中”。“香篝翠被浑闲事”,一段似梦非梦的描述,仿佛让读词的人与他一同回到了温暖的家中,守着暖炉,怀拥翠被,温暖舒适。这里的描述并非完全是身体上向往的舒适,更多的则是表达心理上的一种向往,向往自由轻松、宽松舒适的环境。“香篝”是古人在室内焚香所用的器具,而”翠被“则是背面鲜丽柔软的被子,这两样事物看似是纳兰对家的渴望,纳兰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浑闲事”,他“回首西风”,妻一切不过是想象出来的美梦一场罢了。最后两句:“何处疏钟,一穗灯花似梦中。”这时词人听到稀疏的钟声,而帐中只有“一穗灯花”,在灯光朦胧中,作者如在梦中,不知身在何处,孤凄情怀,只能以词写心,托物言志。
这首词写塞外的苦寒、孤寂、霜气卷着雪花阵阵飞起,扑面而来的是冬日寒冷的天空,情景交融,词人用词精妙,令人哀婉叹息。
这首诗是李煜为悼念幼子仲宣早夭而作。诗歌开头点明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特地渲染了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最后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全诗情感真挚,凄恻感人。
时值深秋,二十八岁的李煜几乎完全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难以自拔同时丧妻之优也令他痛苦难耐。诗歌开头就点明“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雨深秋寂寞”是诗人特地渲染的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为“愁引病增加”做铺垫。为悼念早夭之子,哀吟至此,不禁让人为之泣下。茫茫的愁苦之海,李煜已经被淹没了,绝望之中,他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可惜的是宗教最终也没能挽救虔诚的李煜,他一生遭受所有苦痛时,包括最后殒命汴梁,“空王”都不在场。
本来在夫妻之间,痛失爱儿固然哀苦,如果可以相互地诉说,相互地抚慰,就能多少有所释放与缓解。然而妻子正在重病之中,李煜非但不可诉说,还得处处克制;这一重又一重的悲苦积郁在心,既是“永念难消释”的不能忘怀,又唯有“孤怀痛自嗟”而已,叫人如何承受?首联情感内涵十分沉重,后三联则顺此而下,一路述说。因为是“孤怀”,所以秋雨之中,分外寂寞;悲来无际,徒增病痛。因为是“孤怀”,风中的思念只能独自下咽,眼前的恍愧不过是泪水的幻想。这无人可以分担的哀伤,这无处可以诉说的悲痛,摧折肺腑,迷茫神智,绝望的诗人只能向虚妄中的佛陀去祈求救助:“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马令《南唐书》卷三载录此诗时写道:“时昭惠病剧,后主恐重伤其意默坐饮泣,因为诗以写志,吟咏数四,左右为之泣下。”当李煜独坐垂泪,轻吟此诗以抒写悲伤之时,周边的侍从无不为他的悲哀所感染而落下泪来。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