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诗人在这首长歌中自状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此诗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全诗运笔矫健奔放,游止自如,气势磅礴跌宕,神韵飞扬,表露出一种炽烈的豪情,深得李白诗中风韵。
诗的开头以故弄玄虚的方式隐却诗人或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这一类型自传的惯用手法,也就是“宛曲迁回的手法”。从这首诗中,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和李白那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蹑尽屩厌远游”到“不管乌免忙奔倾”这一部分,则突显出诗人淡泊名利,积然世外的性格特狂。其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直接表达了对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境界的向往。诗人沿袭了《五柳先生传》的模式,展现了一系列隐士生活的独有方式。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青丘子则“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五柳先生“性嗜酒”“造饮尽,期在必醉”;“酣赋诗,以乐其志”,青丘子也是终日嗜酒不醒,“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五柳先生即使“环堵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屡空”也能晏如面对,青丘子同样安于贫困,“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淡垂华缨”,甚而对俗事不置一顾,“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免忙奔倾”。青丘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再世的五柳先生。
诗人极尽笔力地渲染其忘食、嗜酒的生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吟自酬赓”,满足自己的乐趣。在这里,诗人不顾旁人嘲笑,依然我行我素,忘情地沉醉于个人的诗意世界之中,其实已经“有违”其写作的初衷。这不是在为自己“解诗淫之嘲”,相反,诗人是“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说是“苦吟”,其实诗人“乐在其中”。这已不是在替自己辩解,简直是率性而为,任意而行了。这又是诗人在倾力于叙说隐逸生活中得以享受的乐趣。
诗人的狂傲不并不因此而收敛,接下来,随着诗人浪漫的思路,在幽静深邃的理想世界中,让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诗人“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在清寂空阔之间平抚心灵,斫元气,搜元精”,追寻天地万物的精华。诗人所有的诗情倾刻喷薄而发,直追生命的真谛。“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自然众生都在他的诗歌中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诗人在天地间往来自由,随心所欲,探天究地,与神冥相遇,与江山争胜。此间诗人不仅诗情大发,而且诗艺大增,佳作频出,如听韶乐,如味在羹,“微如砹悬虱,壮若居长鲸,清同吸抗瀣,险比排峥嵘”,各体诗歌,无所不能。人在此境界中真是一种美伦美奂的精神享受。因为在红尘俗世中无以为乐,无人为伴,诗人没漏于“苦吟”之中,如醉如痴地“叫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其至“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相和吟通,以慰藉他内心的苦闷。开怀吟咏,就是诗人的生活的乐趣。所以,诗人是不会理会“旁人不识笑且轻”的。如果说诗人因为目空一切而触怒天帝,下令他遣返仙境,从此不得再吟唱,那么为了这份”江边茅星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的自由,诗人也宁愿放弃“五云阁下之仙卿”令人艳羡的生活。青丘子的随意无羁,纵放洒脱就是诗人理想的人格境界。
《青丘子歌》就是通过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世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让人们认识了这个明代诗人。
这首诗的“闻笛”用向秀山阳闻笛,怀念嵇康、吕安典。淮阴亦名山阳,但向秀闻笛的山阳在河南修武(今并入焦作市)。这里只是感慨故旧零落。
过淮阴自必想到韩信,他在年轻落魄时,常受当地少年侮辱,曾对他说:“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又说:“信能死(不怕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裤下。”韩信只得俯身出裤下,众人皆笑信儒怯。作者用这典故,暗喻自己的应征将被人笑其懦怯,自己的心中也未始没有悔恨苟全之意。
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曾作《招隐士》,哀伤屈原的身世,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开头两句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王诗的原意无贬义,意为朝市中同样可以隐居,后来也有以“大隐在朝”讽喻士人的热中而假清高。吴诗用的是贬义,讽刺别人,也包括自已,因为作者本志只想隐居乡里,现在却与本志完全相反,也不必再续《离骚》,哀屈原的心恋故国了。
末两句由韩信欲报漂母一饭之恩,而深惭自己枉负明朝的深恩。明思宗对伟业很赏识,还曾特赐他归里娶亲。
这首诗写商妇因盼归不归而产生的怨情。第一首怨水恨船,当然并不是真正怨恨所在,到第三首才点出真正怨恨的对象原来是她的夫婿,而夫婿之可怨恨,因为他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商人去后,自然盼其归来,而又不知归期何日,就只有求助于占卜。
《云溪友议》所举刘采春的唱词中有一首于鹄的《江南曲》,后两句是“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也写占卜归期。这里用金钗代替金钱,想必为了取用便利,可见其占卜之勤。而由于归期无定,就又抱着随时会突然归来的希望,所以在占卜的同时,还不免要“朝朝江口望”。但望了又望,带来的只是失望,得到的只是“错认几人船”的结果。这位少妇既以金钗权当卜钱,又朝朝江口守望,足以说明其望归之切、期待之久,而错认船后的失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