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悼亡诗。诗的首联写诗人心绪不佳，无心参与宴饮。颔联承上，说室内空寂，绝无人迹。颈联写王氏去世后，留下幼小的儿女，深为哀悯怜念。尾联通过描绘凄冷黑暗的环境，凸现出自己内心的痛苦。这首诗语言平易，却蕴含丰富情感。
“谢傅门庭旧末行，今朝歌管属檀郎。”两句是说，过去我在王家门庭之中，曾忝居诸子婿行列之末，参与过家庭的宴会，而今天的歌吹宴饮之乐，却只能属于韩瞻了。李商隐娶的是王茂元的幼女，故谦称“末行”。不过他最得茂元的喜爱。如果说，“旧末行”的身份所引起的是对往昔翁婿夫妇间家庭温馨气氛怅然若失的怀想，那么，“今朝歌管”所带给诗人的就只有无边的孤孑与凄凉了。“歌管属檀郎”，“属”字惨然。诗人感到，自己与家庭宴饮之乐已经永远断绝了。
颔联“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顶上“歌管属檀郎”，掉笔正面抒写悼亡。对句化用潘岳《悼亡诗》“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句意。两句以重帘垂地、长簟竟床和清尘厚积来渲染室空人亡、睹物思人。这原是悼亡诗中常用的手法和常有的意境，但此处却不给人以蹈袭陈旧之感，写得别具新意，极富神韵。诗人在恍惚中，感到妻子还在室内，不觉寻寻觅觅，下意识地到处搜寻那熟悉的身影，却发现已是人迹消逝的空房，不禁发出“更无人处”的悲伤叹息。正在这时，眼光无意中落到悄然垂地的重帘上，若有所失。看到床上积满了灰尘，过去拂拭，但定睛一看，但却是一张除了铺满的长席之外别无所有的空床。这后一个举动，不但突出了诗人目击长簟竟床时的惊悸之感，而且表现了诗人面对空床委尘而不忍拂拭的心理，似乎那会拂去对亡妻的亲切回忆。句首的“欲”字，正传出这种欲拂而未能的意态。
颈联“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写幼女稚子深堪悯念。这里分别以“嵇氏幼男”、“左家娇女”借指自己的幼子衮师和女儿。失去母亲怜爱的孩子是可怜的，自己孑然一身，在寂寞凄凉中稍感慰藉的，也只有幼男娇女，身在幽冥的妻子，想必更加系念留在人间的幼男娇女，经受着幽显隔绝无缘重见的痛苦，两句又好象是对幽冥中的妻子所作的郑重表白和深情安慰。怜念子女、自伤孤孑、悼念亡妻，这几方面的感情内容都不露痕迹地表达出来了。
尾联“愁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在秋雨西风、漫漫长夜的背景下进一步抒写因悼念亡妻而触发的深长而复杂的内心痛苦。李商隐一生的悲剧遭遇和他的婚姻密切相关。由于他娶了王茂元的女儿，遭到朋党势力的忌恨，从此在仕途上坎坷曲折。这种遭遇使得诗人的婚姻笼罩着一层悲剧的阴影，造成他心灵上深刻的创伤和无法解脱的痛苦。如今王氏虽已去世，这种悲剧阴影仍在继续。绵绵秋雨，万里西风，茫茫长夜，包围着他的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凄冷和黑暗，内心的痛苦也和这绵延不绝的秋雨一样无法排遣，和这茫茫长夜一样未有穷期。“西风”而说“万里”，“夜”而说“正长”，都写出了在黑暗的夜晚，外界环境作用于诗人的听觉、感觉所引起的感受。
这首诗对亡妻的悼念深情与其对身世的自伤融为一体，和盘托出。
本文记述战国时期荆轲剌秦王这—悲壮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表现了荆轲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的精神。文章通过一系列情节和人物对话、行动、表情、神态等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侠义英雄荆轲的形象。
秦王嬴政重用尉缭，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嬴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赵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嬴政的人。
后来，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音jiǎn）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燕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要他去刺杀秦王。荆轲说：“行是行，但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向他求和去的。听说秦王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秦国将军樊於期，现在流亡在燕国，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了。”
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去找樊於期（fánwūjī），跟樊於期说：“我有一个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患，还能替将军报仇，可就是说不出口。” 樊於期连忙说：“什么主意，你快说啊！” 荆轲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接见我。” 樊於期说：“好，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了。
太子丹事前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叫工匠用毒药煮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死。他把这把匕首送给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个十二岁时便杀过人的勇士秦武阳，做荆轲的副手。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去。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在今河北易县）边送别。临行的时候，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跳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立刻穿上上朝的衣服，在咸阳宫接见荆轲。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於期头颅的盒子，秦武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秦武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样子，不由得害怕得发起抖来。当然，《刺客列传》里，谋士田光对燕太子丹说的一段话：“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之荆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秦王政左右的侍卫一见，吆喝了一声，说：“使者怎么变了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果然见秦武阳的脸又青又白，就赔笑对秦王说：“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政毕竟有点怀疑，对荆轲说：“叫秦武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从秦武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於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秦王政一见，惊得跳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扎过去。秦王政使劲地向后一转身，把那只袖子挣断了。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地直转悠。旁边虽然有许多官员，但是都手无寸铁；台阶下的武士，按秦国的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殿的，大家都急得六神无主，也没有人召台下的武士。官员中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生，叫夏无且，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那只药袋就飞到一边去了。这时，左右大臣提醒道：“把剑背在背上，把剑背在背上。”秦王政遂将宝剑背在背上，再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政扔过去。秦王政往右边只一闪，那把匕首就从他耳边飞过去，打在铜柱子上，“嘣”的一声，直迸火星儿。秦王政见荆轲手里没有武器，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剑伤，自己知道已经失败，张开双腿坐在地上，傲慢地说：“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束了荆轲的性命。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