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望江南·多少恨》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入宋被囚后创作的一首记梦词。词人以词调名本意回忆江南旧游,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活的欢乐和梦醒之后的悲恨,以梦中的乐景抒写现实生活中的哀情,表达对故国繁华的追恋,抒发亡国之痛。全词语白意真,直叙深情,一气呵成,是一首情辞俱佳的小词。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开头两句是说,我有多少的恨,昨夜梦中的景象。
开头陡起,小词中罕见。所恨的当然不是“昨夜梦魂中”的情事,而是昨夜这场梦的本身。梦中的情事固然是他时时眷恋着的,但梦醒后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却使他倍感难堪,所以反而怨恨起昨夜的梦来了。两句似直且显,其中却萦纡沉郁,有回肠荡气之致。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三句是说,还像以前我还是故国君主时 ,常在上苑游玩,车子如流水穿过,马队像长龙一样川流不息。正是景色优美的春天,还吹着融融的春风。
后三句均写梦境。“还似”二字领起,直贯到底。往日繁华生活内容纷繁,而记忆中最清晰、印象最深刻的是“游上苑”。“上苑”,皇帝的园林。在无数次的上苑之游中,印象最深的热闹繁华景象则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后一句语本《后汉书·马皇后纪》:“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用在这里,极为贴切。它出色的渲染了上苑车马的喧阗和游人的兴会。紧接着,再加上一句充满赞叹情味的结尾“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上苑游乐当然不一定都在“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但春天游人最盛,当是事实。这五个字,点明了游赏的时间和观赏的对象,渲染出热闹繁华的气氛;还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象征着在他生活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春风得意的时刻。“花月”与“春风”之间用一“正”字勾连,景之秾丽,情之浓烈,一齐呈现。这一句将梦游之乐推向最高潮。
从表面看(特别是单看后三句),似乎这首词所写的就是对往昔繁华的眷恋,实际上作者要表达的倒是另外一面——今日处境的无限凄凉。但作者却只在开头用了“多少恨”三字虚点,通篇不对当前的处境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这场繁华生活的梦境进行有力的反托。正因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景象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可再现,所以梦境越是繁华热闹,梦醒后的悲哀越是浓重;对旧日的繁华眷恋越深,今日处境的凄凉越不难想见。由于词人是在梦醒后回想繁华旧梦,所以梦境中的“花月正春风”的淋漓兴会反而更触动了他囚徒般岁月的悲慨。这是一种“正面不写写反面”的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
此诗前三联均写舟中所见南湖景色,宛然一幅颇富动态,明媚秀丽的湖上春景图,尾联由湖上景物引发对“楚乡”的思忆。全诗语言精工凝练,风格清丽流美,写景如画,颔联对句和颈联出句尤为出色。
此诗前三联均写舟中所见南湖景色,而“湖上微风”四字实为所有景物特征之根由。举凡“入槛凉”之触觉感受,“翻翻菱荇”“野船着岸”“水满带波”“浪花无际”之视觉感受,“芦叶有声”之听觉感受,均缘“湖上微波”而生。而“浪花无际”一句又暗递到尾联“忆楚乡”。盖因诗人之旧乡即在烟波浩渺之太湖滨,故见此“浪花无际”之南湖遂自然引起对“楚乡”之思忆。
诗人在遣词用字上颇见功力。颔联出句中的“野”字用得好,像是刻意凝练过才下笔的,其中透着一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意蕴,而温庭筠之所以客居他乡,正是被俗事所扰。温庭筠笔下多次出现类似这般适于隐逸的景物,可见他对野趣是颇有眷恋的。还有“偎”字运用了拟人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小船轻倚着长满青草的湖岸时的温馨、静谧景象,表达了诗人对眼前景象的喜爱之情。对句的“带”字生动形象地写出水满伴着余晖从水面飞掠而过的轻灵(轻盈)的动态美,使整幅画面活泼灵动。
颈联的“疑”“似”二字有传神之妙,以虚托实,更见南湖景色之美。“疑”字用得尤为传神,蒙蒙如雾霭之雨仍嫌太大,故用“疑”字更进一步的将雨“细”化,细到只能闻声,不能辨形的程度。古代文学中,常有将动词用作形容词的,然而若使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词性的转变,则雕凿之迹显矣,实非上品;而观温庭筠此“疑”字的用法,词性未变,但却有形容词之效,极妙。
此诗风格清丽流美,写景如画,诗句于平淡之中见新奇,其中“水满”句和“芦叶”句尤为出色,宛然一幅颇富动态、明媚秀丽的春景图。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