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的是诗人来到永州第一年即公元806年(元和元年)早春的情景。
一天,诗人独自出游到永州郊外,目睹到一幅在长安做京官时不曾有过的春意盎然的田园图景。原野上清泉涌流,草木萌蘖,鸟语花香,更有农人春耕正忙。诗人倍感新奇与兴奋,以饱蘸深情的笔,记下了这赏心悦目的幕幕景象;身为“僇人”,羁留异地,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对故土的不尽思念,以及对不幸人生的无限感慨。
全诗以第五联过渡,由所见所闻转入写所思所感。诗人看到一派宜人的早春景象后,引发的不是美好的憧憬、宏大的志愿,而是强烈的思念故土之情。正如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三所言:“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可压也。”由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联想到北方旧居已人去楼空,昔日田园因无人料理而杂草丛生,沦为荒地;由此又进一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感到无可寄托——政治前途既已渺茫,沉闷之情又无以排遣,精神的家园不知安在。惶惶不可终日,诗人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极度地不适与不满,甚至羡慕起隐士来——尽管他们功名无所成但还有所寄寓。无意间诗人遇到了田间劳作的老汉,于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诗人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老汉一吐衷肠,一泄为快。于此,也正是辛勤劳作的农民给了他以莫大的慰藉,使他舍不得离开田头,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交谈中已不知天色已晚,猛回头,发现炊烟已弥漫天空。
在身为“羁囚”的情况下,农夫已成为柳宗元倾诉的对象,与农夫倾心交谈已成了他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柳宗元之所以那般热爱永州山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永州人的信赖和感激。
但诗歌尾联,诗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落寞,思念故乡,但在他眼前的仍是烟云横断。这意境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全诗表现的是早春郊游时的所见所感,既写了诗人对永州之野的美好印象,又写了诗人寂寞生活中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以朴实的笔调写事,以诚笃的心写实,朴诚的人格跃然纸上。
西晋诗人左思写过一首《娇女诗》,描绘他的两个小女儿活泼娇憨的情态,生动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杜甫《北征》中有一段描写小儿女娇痴情状的文字,就明显受到《娇女诗》的启发。李商隐这首《骄儿诗》,更是从制题、内容到写法都有意学习《娇女诗》,但它又自成一格,不落窠臼,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本首诗是作者为自己的儿子李衮师写的,诗中描绘出一个天真活泼、聪明灵巧的儿童形象。这恰与作者“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贫寒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十分担心儿子将来会重复自己的遭遇,因而希望他学兵法,长大为国安边,不要死啃经书,弄得一事无成。诗的大部分篇幅写儿子,惬意、自豪之情溢于笔端;写自己篇幅虽不多,但感慨弥深,自嘲自怨,深寓怀才不遇之悲愤。然而说到国事,又流露出真诚而深切的担忧。全诗主要用叙事笔法,细节描写饶有情趣,生动逼真。
诗分三段。第一段从开头到“欲慰衰朽质”,写骄儿衮师的聪慧和亲朋对他的夸奖。“衮师”两句总提,“美”侧重于外在的器宇相貌,“秀”侧重于内在的灵秀聪敏,以下两层即分承“秀”、“美”。“文葆”四句反用陶潜《责子诗》:“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觉梨与栗。”顺手接过陶潜责备儿子愚笨的事例,变作夸赞骄儿聪明灵秀的材料,驱使故典,如同己出。“交朋”六句,转述亲朋对衮师器宇相貌的夸奖,说他有神仙之姿,贵人之相,是第一流人品。亲朋的这种夸奖,不过是寻常应酬,但诗人却似乎很相信它的真诚,不然不会那样兴会淋漓,连亲朋的口吻都忠实地加以传达。尽管接下去诗人又说:“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似乎认为亲朋的过分夸奖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这个蹉跎半生、衰朽无用的人,实际上在貌似自谦的口吻中流露的恰恰是对爱子的激赏。田兰芳评道:“不自信,正是自矜。”这是很能揣摩作者心理的。但在对爱子的这种激赏中,也隐含着诗人蹉跎潦倒的悲哀。末段自慨憔悴和对骄儿的希望都于此伏根。
第二段,从“青春妍和月”到“辛夷低过笔”,描写骄儿的各种活动和天真活泼的情态。“青春”四句,先总写“朋戏”的喧闹,以下再具体写衮师。“门有”四句,写来客时衮师抢着要出去迎接(在好客之中可能隐含着某种不自觉的愿望),但当客人问他想要什么时,他却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说(出于懂事而产生的羞怯),这和上段的“眼不视梨栗”一样,都是对儿童心理神情的传神描写。“归来”十二句,描绘衮师如何摹仿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各种有趣情事:捧着父亲的手版摹仿客人急匆匆地进门,摹仿大胡子张飞的形象和邓艾口吃的神情(可能是摹仿说书人的表演),摹仿豪鹰和猛马的气势和形状,摹仿参军戏里参军和苍鹘的表演,摹仿大人在纱灯旁拜佛。摹仿是儿童的天性,但不同性别的儿童摹仿的对象却很不相同。诗人的骄儿在聪慧灵巧、活泼天真中显出男孩子的兴趣广泛、精力旺盛,有时还不免带点滑稽和恶作剧的成分。这一节的句法也错综多变,既与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孩子的兴趣不断转移变换)相适应,又使这段描写不显得平板沉闷。“仰鞭”四句,写骄儿举鞭牵取蛛网、俯首吸吮花蜜为戏,形容其动作的轻捷。“蛱蝶”、“柳絮”是“饮花蜜”、“蛛网”产生的自然联想。“阶前”六句,集中描写因“赛六甲”(比赛书写六十甲子,也有说是赛“双陆”的)而引起的一场风波:赛输了“六甲”,就硬是要跑去弄翻姊姊的梳妆盒,拗脱了上面的铰链;当阿姊要抱开他时,他死命挣扎,索性赖在地上,对他发怒威吓也不能制止。这一节活动的场所又从室外移到室内,把小儿女玩耍嬉闹的情景和衮师恃宠仗幼、故意耍赖撒泼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充分体现出题目中的那个“骄”字──既明写衮师的骄纵,又暗透父亲的骄宠。在诗人眼里,孩子的耍赖撒泼也别有一番可爱的情趣。当读到“威怒不可律”时,读者也不禁要和在一旁观赏这场趣剧的诗人一样,露出会心的微笑。“曲躬”十句,写衮师进入书房后的活动:顺手拉过窗纱,吐口唾沫拭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父亲临帖,要求用古锦裁作包书的书衣,用玉轴作书轴,递过纸笔请父亲在“春胜”上写字。这些行动,既充满孩童的天真稚气,又表现出对书籍、文字、音乐的爱好,上承“丹穴物”的赞誉,下启末段关于读书的议论。其中象“咳唾拭琴漆”、“挺立不动膝”和“芭蕉斜卷笺,辛夷低过笔”(斜卷之笺如未展之芭蕉,低递之笔如含苞之木笔)等句,都是绝妙的写生。整个一大段描写,虽然在孩子活动的场所和内容上略有线索可循,但并无严密的结构层次,似乎是有意用这种随物赋形、散漫不拘的章法笔意,构成一种自由活泼的情趣,以适应所要表达的生活内容──儿童的天真与活力。以“青春妍和月”开始,以“芭蕉”、“辛夷”结束,中间似不经意地插入“蛱蝶”、“柳絮”等事物,使孩子的嬉戏在春意盎然的气氛中展开,更衬托出孩子的生气与活力。而在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嬉戏画面后,则隐藏着一个始终跟随着活动中的骄儿的镜头,这就是诗人那双充满了爱怜之情的眼睛。
最后一段,抒写因骄儿引起的感慨和对骄儿的期望。“爷昔”四句,慨叹自己勤苦读书著述,却落得憔悴潦倒,困顿失意。“无肉畏蚤虱”,是幽默的双关语。明说身体消瘦,暗喻遭到小人的攻讦。《南史·文学传》载:“卞彬仕不遂,著蚤、虱等赋,大有指斥。”诗人自己也写过一篇《虱赋》,其中有句说:“汝职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绝。”这首诗里的“蚤虱”大概正是指这种专门攻讦穷而贤者的小人。“儿慎”六句,告诫儿子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读经书考科举的道路,而要读点兵书,学会辅佐帝王的真本事。“况今”八句,更进而联系到国家而临的严重边患,希望孩子迅速成长,为国平乱,立功封侯。这一段蕴含的思想感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式的牢骚不平,也有“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一类的深沉感慨,更有徒守经帙,于国无益,于己无补的深切体验与痛苦反省。诗人未必认为学文一定无用,也未必真正否定“读书”、“著述”,但对死守经书、醉心科举的道路确有所怀疑。
左思的《娇女诗》止于描绘娇女的活泼娇憨,李商隐的《骄儿诗》则“缀以感慨”,有人曾批评这首诗“结处迂缠不已”(胡震亨)。这种批评恰恰忽略了《骄儿诗》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把学习看成了单纯的摹仿。和左思以寻常父辈爱怜儿女的心情观察、描绘骄女不同,李商隐是始终以饱经忧患、身世沉沦者的眼光来观察、描绘骄儿的。骄儿的聪慧美秀、天真活泼,正与自己“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加深了身世沉沦的感慨;而自己的困顿境遇又使他对骄儿将来的命运更加关注和担扰:自己的现在会不会再成为孩子的将来?“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的感慨和期望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产生的。屈复说:“胸中先有末一段感慨方作。”这是很精到的。正因为有末段,这首诗才不限于描摹小儿女情态,而是同时表现了诗人的忧国之情和对“读书求甲乙”的生活道路的怀疑,抒发了困顿失意的牢骚不平,其思想价值也就超越了左思的《娇女诗》。
诗选取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纯用白描,笔端充满感情。轻怜爱抚之中时露幽默的风趣。但在它们的后面却饱含着诗人的沉沦不遇之泪。全诗的风格,也许可以用“含泪的微笑”来形容吧。
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