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李白入长安到出长安，由希望转成失望，这在一个感情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心中所引起的波涛，是可以想见的。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是把这一转折中产生的激越而复杂的感情，真切而又生动形象地抒发出来。读者好像被带入天宝年代，亲耳聆听诗人的倾诉。
从开头到“路远”句为第一段，抒发作者离开长安后抑郁悲苦的情怀。离开长安，意味着政治理想的挫折，不能不使李白感到极度的苦闷和茫然。然而这种低沉迷惘的情绪，诗人不是直接叙述出来，而是融情于景，巧妙地结合登程景物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挂席欲进波连山”，滔滔巨浪如群峰绵亘起伏，多么使人厌憎的艰难行程，然而这也正是作者脚下坎坷不平的人生途程。“天长水阔厌远涉”，万里长河直伸向缥缈无际的天边，多么遥远的前路，然而诗人的希望和追求也正像这前路一样遥远和渺茫。在这里，情即是景，景即是情，情景相生，传达出来的情绪含蓄而又强烈，一股失意厌倦的情绪扑人，读者几乎可以感觉到诗人沉重、疲惫的步履。这样的笔墨，使本属平铺直叙的开头，不仅不显得平淡，而且造成一种浓郁的气氛，笼罩全诗，奠定了基调，可谓起得有势。
接着诗笔层折而下。诗人访古以遣愁绪，而访古徒增忧思；作歌以抒积郁，心头却又浮现阮籍的哀吟：“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咏怀诗》）今人古人，后先相望，遭遇何其相似！这更加触动诗人的心事，不禁由阮诗的蓬池洪波又转向浩荡的黄河，由浩荡的黄河又引向迷茫不可见的长安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一声慨叹含着对理想破灭的无限惋惜，道出了忧思纠结的根源。短短六句诗，感情回环往复，百结千缠，表现出深沉的忧怀，为下文作好了铺垫。
从“人生”句到“分曹”句为第二段。由感情方面说，诗人更加激昂，苦闷之极转而为狂放。由诗的径路方面说，改从排解忧怀角度着笔，由低徊掩抑一变而为旷放豪纵，境界一新，是大开大阖的章法。诗人以“达命”者自居，对不合理的人生遭遇采取藐视态度，登高楼，饮美酒，遣愁放怀，高视一切。奴子摇扇，暑热成秋，环境宜人；玉盘鲜梅，吴盐似雪，饮馔精美。对此自可开怀，而不必象伯夷、叔齐那样苦苦拘执于“高洁”。夷齐以薇代粮，不食周粟，持志高洁，士大夫们常引以为同调。这里“莫学”两字，正可看出诗人理想破灭后极度悲愤的心情，他痛苦地否定了以往的追求，这就为下文火山爆发一般的愤激之情拉开了序幕。
“昔人”以下进入了情感上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李白痛苦的主观根源来自对功业的执着追求，这里的诗意便象汹涌的波涛一般激愤地向功业思想冲刷过去。诗人即目抒怀，就梁园史事落墨。看一看吧，豪贵一时的魏国公子无忌，今日已经丘墓不保；一代名王梁孝王，宫室已成陈迹；昔日上宾枚乘、司马相如也已早作古人，不见踪影。一切都不耐时间的冲刷，烟消云散，功业又何足系恋！“荒城”二句极善造境，冷月荒城，高云古木，构成一种凄清冷寂的色调，为遗迹荒凉做了很好的烘托。“舞影”二句以蓬池、汴水较为永恒的事物，同舞影歌声人世易于消歇的事物对举，将人世飘忽之意点染得十分浓足。如果说开始还只是开怀畅饮，那么，随着感情的激越，到这里便已近于纵酒颠狂。呼五纵六，分曹赌酒，简单几笔便勾画出酣饮豪博的形象。“酣驰晖”三字写出一似在同时间赛跑，更使汲汲如不及的狂饮情态跃然纸上。
否定了人生积极的事物，自不免消极颓唐。但这是有激而然。狂放由苦闷而生，否定由执着而来，狂放和否定都是变态，而非本志。因此，愈写出狂放，愈显出痛苦之深；愈表现否定，愈见出系恋之挚。刘熙载说得好：“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艺概》卷二）正因为如此，诗人感情的旋律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继续旋转升腾，导出末段四句的高潮：总有一天会象高卧东山的谢安一样，被请出山实现济世的宏愿。多么强烈的期望，多么坚定的信心！李白的诗常夹杂一些消极成分，但总体上并不使人消沉，就在于他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火，始终没有丢弃追求和信心，这是十分可贵的。
这首诗，善于形象地抒写感情。诗人利用各种表情手段，从客观景物到历史遗事以至一些生活场景，把它如触如见地勾画出来，使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读者好像亲眼看到一个正直灵魂的苦闷挣扎，冲击抗争，从而感受到社会对他的无情摧残和压抑。
清人潘德舆说：“长篇波澜贵层叠，尤贵陡变；贵陡变，尤贵自在。”（《养一斋诗话》卷二）这首长篇歌行体诗可说是一个典范。它随着诗人感情的自然奔泻，诗境不停地转换，一似夭矫的游龙飞腾云雾之中，不可捉摸。从抑郁忧思变而为纵酒狂放，从纵酒狂放又转而为充满信心的期望。波澜起伏，陡转奇兀，愈激愈高，好像登泰山，通过十八盘，跃出南天门，踏上最高峰头，高唱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