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团宴坐，轻敲茶臼，细扑炉熏。弹到琴心三叠，鹧鸪啼傍黄昏。
蒲团宴坐，轻敲茶臼，细扑炉熏。弹到琴心三叠，鹧鸪啼傍黄昏。
“握手西风泪不干”，劈头便是一派依依惜别景象，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握手、西风、泪不干，每个词都带着萧瑟的意境，组合在一起便营造出了极强的感染力。这里的“握手”不是西方的礼节，而是离别时真情流露的动作，同义的词是“执手”。
如果说“握手西风泪不干”通过描写送别的画面，奠定了这首词的基调，那么“年来多在别离间”一句就是通过纳兰容若的怨恨，来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哀伤。每个人都会经历离别，偶尔的分别尚可接受，但是“年来多在别离间”，知心之人难以聚首。
“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这两句描绘出了两幅迥然不同的画面——离别后，在风雨之夜不能成眠，独坐灯前，且听一窗冷雨；忆曾经，两人雪后初晴兴致盎然，携手同游，共赏一山银装。“遥知”已是人海茫茫，“转亿”便成往事随风；“独听”听尽凄凉寂寞，“同看”看遍良辰好景。昔日的相聚合乐．与今后一个人郁郁寡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愈欢乐，也就愈痛苦。
纳兰容若想象分别之后友人“独听灯前雨”，似乎是在写他的孤独，其实这是容若的孤独。这是诗词中的一种写法，能够确定远方的友人深深地思念自己，这需要勇气和自信。因为彼此相知，所以知道在想着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我，所以才敢说的这样毫不犹豫。
恨离别，无限伤感之中，仍然念念不忘关心友人，反复叮嘱着：“多吃些饭。”“凭寄语，劝加餐”，这句化自王次回“欲寄语，加餐饭。难嘱咐，鱼和雁”。“劝加餐”真的是个很熟悉的情景。想来知己送别，一定会有很多话嘱咐，而纳兰容若偏偏选了“多吃饭”这句最朴素的话，未经雕琢，却质朴感人。读来平淡之中感受到浓浓的温暖。
“桂花时节约重还”，这是容若与顾贞观相约，在桂花开放的时节．知己再重聚京华．互诉衷肠。约定，似乎是送别时一个不变的情节。因为不舍，也为了给彼此一个慰藉。而约在“桂花时节”，首先想到的便是中秋节，这个月圆人圆的日子，于是便又多了一层期盼。在桂花飘香的时候，希望能与你团圆，共品桂花酒、赏月吟诗。
最后两句“分明小像沉香缕，一片伤心欲画难”，与“送梁汾南还，为题小影”的题目切合，也是全词最动人的两句，尤其是“一片伤心欲画难”一句，算得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刚刚画好的小像笼罩在袅袅升起的淡淡香烟之中．纳兰容若细细观察许久，却还是不满意，妙手丹青仍然画不出我的离伤与思念。
该词上片想到一年来聚少离多，更增添了此次送别的悲伤。三、四两句遥想别后情景，希望彼此能以相聚时的欢乐战胜别后的孤独寂寞，有情有景，情景相生。过片殷勤叮咛，相约重还的时间。结句写自己独对好友小像以慰相思，从中却看到满面风霜，感受到“一片伤心”，表达了对好友坎坷遭遇的无限同情和深切理解。
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这首词是朱彝尊咏物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它题咏的是雁，说 得具体一点则是秋雁。全词字面，均扣住“雁”字来写：既有对群雁憩息时的静态描述，如“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又有对雁 阵飞行时的动态勾勒，如“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既有形象的外观描写，如“渐欹斜、无力低飘”，也有逼真的心理刻画，如“惯 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既有一般的白描手法，如“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还有曲折的典故运用，如“紫塞门孤，金河月冷” ……从而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大雁南飞的画图。而时当金秋，却是满眼的北风、冷月，孤门、败荷，疏雨，暮色，成群的大雁排 成不同的队形，在略作休息之后又疲倦地向南飞去，这里面充满着 苍凉悲凄的气氛。
然而，咏雁只是这首词的表层现象，作者的用意显然在于以雁 喻人，通过咏雁来表现自己的身世之悲。如同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云云所反映的 那样，他由于抗清失败，生 计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飘零四海，客游幕府，先后到过山西、山东、北京等 地。这种漫长的羁旅生 涯，加上时时要担心清廷 的追捕，不能不使他既感 到厌倦，又感到惊恐，梦想着能够回到自己江南的家 乡，过上安定的日子。正 因为如此，所以他看到秋 天南飞的大雁，心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忍不住发出了“也只恋、江南住”的 慨叹；而大雁尚能南飞，人 却不能自主，有家难归，有 “恨”也不知道向谁倾诉 ! 难怪乎这样一首秋雁词会充满着如此悲凉的气氛。
更有可说者。朱彝尊的身世之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改朝换代。因此，这首词在叙述秋雁南飞的背景时，也特地点出了是 “北风吹度”。这里的“北风”，以及下文的“紫塞”、“金河”，事实上都象征着来自北方的满清贵族势力。而与此相反，下面“也只恋、 江南住”的“江南”，则自然象征着明朝故国。词的结拍“写不了相思”云云，脱胎于南宋词人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 得相思一点。”然而如今故国久已灭亡，连“相思”也“写不了”了，其感情显然更为沉痛。如果说这首词有更深层的寓意的话，那么就 在这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说此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所谓“忠厚”，恐怕也就是由个人 进而想到家国吧。
纵观全词，它的主题思路由雁及人，又由人而推及故国沦亡的 背景，从而形成了一个近远浅深逐层递进的多层面体。这即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又使作品产生出强烈的立体感，增加了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只是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需要细心辨析它写的究竟是景耶情耶，抑或人耶物耶……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