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菀柳》是一首揭露王者暴虐无常，诸侯皆不敢朝见的诗。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
第一章开头以“无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个略显突兀的比拟句传达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同时也让读者产生追究缘由的欲望：为什么茂密繁盛的柳树下，诗人却劝戒人们不要去憩息呢？诗人言在此而意在彼，接下来的两句述说缘由：“上帝甚蹈，无自昵焉。”意思是：大王虽然如同大树，可以乘凉，可是他暴虐无常，不可亲近，否则自招祸殃。“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当初大王请我一起谋国事，如今莫名其妙受责罚。这是诗人现身说法，把与暴君共事的种种险恶表述无遗。整章诗或比拟，或劝戒，或直白，但都以“焉”字结句，呼告语气中传递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和怨恨。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似，在反覆咏叹中进一步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不可遏制的怨怒之气喷薄而出，却又不是尽情宣泄而后快，比拟中无双关，呼告中无托讽，虽是直言却用曲笔，以弦外之音感动读者，使议论中多了一点诗味。
第三章在前两章感情积蓄的基础上，由劝戒性的诉说转向声泪俱下的控诉，整章一气呵成，“无鸟高飞，亦傅于天”，意谓：再高飞的鸟也以天为依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意谓：为什么难以预测彼人之心可能到达的极限呢？“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意谓：为什么当初用我谋国事，现在又让我遭凶恶？诗中鸟儿高飞是平和的比拟，逆向的起兴。从平淡中切入，渐入情境，最后以反诘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作结，单刀直入，让人眼前凸现出一位正在质问“甚蹈”的“上帝”的受难诗人形象，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疾恶如仇的性情和命途多舛的遭遇都化作这句“诗眼”，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力量。
这是李冶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幽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她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此诗的前四句以海水作比，形容相思情深。后四句写弹琴高楼，在清冷的月光下，孤独与寂寞倍增，在《相思曲》的凄凉旋律中，情肠与琴弦一起断绝。全诗深得民歌言语直白的妙处，意境高远。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和颔联“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是虚写，是泛写。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相思之深。这里诗人用的是比喻手法，既得体又恰当。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这两句诗与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意相同，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先极写海水深，后以自己之情相比，从而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对情人之深情，又反衬出两人的爱情至深。只是李白诗写友情，而李冶诗写爱情。
颈联“携琴水高楼，楼虚月华满”和尾联“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是实写，是具体写人。紧接水联，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水弹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更令人感到凄冷。因此当弹奏一曲相思曲时，未终而弦、肠并断。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
这是一首从受诗者所见所闻而写的诗，全诗意在嘲讽国民政府统治者的怪相，采用了写实手法，摒弃了比喻修辞，直斥国民政府，笔锋犀利泼辣，痛快淋漓。
诗的首句平铺直叙，直言总括，要写这二十年来的中华的状况。后三句又用口语化的语言，概括写了国民政府军阀政客们的种种伎俩。其中“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句，写出了军阀政客们手段的凶钱，指出了他们毫不以生命为意、视生命如草芥的模样。尾句用“南无阿弥陀”的敬佛念佛声作结，既写了军阀政客下台失势后，以皈依佛门的形式避仇和等待东山再起的伎俩，又写了民众对他们下台的态度：谢天谢地，他们终于下台了。结句语含双关，幽默风趣，耐人寻味。
全诗明白如话，每一句抓住一个典型现象，高度概括了军阀、政客们的形象和手段，末句于幽默诙谐中，寄寓了作者对军阀政客们的愤恨。
这首诗凭写实手法，行嘲讽之旨，且不求渲染，运用白描手法，不事雕琢，节奏明快，有民歌风味，语言通俗易懂，爱憎分明。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