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兰溪，距黄州70里，今名浠水，发源于大别山，向西南流经兰溪镇入长江。环境优美，每至春末，兰花怒放，兰馨远馥，芳风藻川，是较有名的游览胜地。此诗就是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游览兰溪时写下的一篇佳作。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一、二句写兰溪幽美的风景。兰溪的水清澄碧透，波光荡漾;兰花映水，倒影隐隐约约;轻风徐来，满谷飘香，沁人心脾。新雨之后，空气润泽，兰香是那样爽冽，又是那样轻柔，加之时值春末，群芳多谢，兰更显得孤芳独秀，分外妖娆，因而异常诱人，使人有误入桃源之感。诗人着了迷，入了魔，在流连忘返之际自然生出疑窦，造物主怎样造就这人间美景呢？欣赏着美景，探求着其中真谛，冥思苦索，终于悟出此中的奥秘，原来是和屈子有天然联系。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楚国大夫就是屈原，他曾任三闾大夫，故称。他被放逐以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辞·渔父》)。兰溪，古为楚地，兰花，清幽雅洁。屈原，楚人，嗜兰成癖。饮食，“朝饮木兰之坠露”;服饰，“纫秋兰以为佩”;兰几乎就是屈原的化身。这样由楚地及楚人，由兰花想到屈原又是何等顺理成章，入情入理。屈原与兰溪的联系，正如西子和西湖的联系一样，珠联璧合。应，是曾经的意思。《诗词曲语辞汇释》：“应，犹曾也。”屈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虽被放逐，九死不悔，探求真理，上下求索，“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重华，舜也。舜死葬于九嶷山，此为潇水的发源地。他向舜陈词，怎能不沿此路呢？故诗人以肯定的语气写出，“曾寻此路去潇湘。”正是因为贤人屈原走过此溪，故水才这样碧，花才这般香，人因地而显品，地为人而增芬。这就是作者悟出的真谛。有了这点理解，再回过头来玩味“碧泱泱”、“雨发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景了。我们从一般视觉嗅觉感性的体味中，来了个理性的升华，而赋予景物以精神特质，水碧乎，人洁也;花香乎，品高也。正因屈原曾沿此路去寻求真理，此溪要用更碧之水、更香之兰为这位先哲祝福，这就是兰溪美的底蕴。对兰溪的肯定，对屈原的赞美，也就是对自己追求的一种暗示。
诗人实以屈原自况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是作者《郡斋独酌》中写的誓言，现游兰溪，仰慕先哲，不也应像屈原那样“应寻此路去潇湘”吗？“就重华而陈词”者，又何止屈原一人呢！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首二句写离别的环境。送别的时间是在寒夜，而即将启程的船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越发使送别的场面增添了冷落的气氛。这两句不仅为全词营造了冷清凄惨的氛围，而且显示出一种离别的紧迫感，为下文写离别情事张本。
“红妆饮罢少踟蹰，有人偷向隅。”后两句笔触转向离别之人，“红妆”和“有人”实际上是一人，就是义妓。“有人偷向隅”取自于“有一人独索然向隅”之意。“踟蹰”二字，反映了她心中的依恋与不舍；偷偷向隅，又显示出她的矜持与体贴。
“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馀。”过片承接上片最后一句，具体形容这位女子哭泣的情态。连用三个形象比喻义妓的眼泪：如玉箸，如珍珠，如春雨，连连不断，展现了一位形象优雅、感情真挚的美丽女性形象，使读者深深体会到，词人与这样深爱他的人离别，是何等伤心与遗憾。
“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面对义妓挥泪如雨，词人心中的痛无法抑制。结句“那堪肠已无”，是秦观泣血之语，包含着词人无数的新愁旧恨，是长时期压抑的情绪的爆发，也是他辛酸经历的总结，一颗受尽世事折磨的麻木痛苦的心跃然纸上。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