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一位门客，从蜀地带回一妓，门客将她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数日去看望她一次。客偶然因患病而暂时离去，引起了蜀妓的疑心，客作词解释，妓和韵填了这首词以作答。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蜀妓疑团虽已得释，但怨气犹在，故开端三句写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这定是针对客词的内容而发的，所以故意以恼怒的口吻，嗔怪其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连用四个“说”字，是为了加强语气，再加上“动便”二字，指明他说这些花言巧语已是惯技，不可轻信。其实她此时心头怒火已熄，对其心爱之人并非真恨真怨，只不过是要用怨语气气他，以泄心头因相思疑心而产生的郁闷，而这恰恰也是对他深爱和怕真正失去他的一种曲折心理的表现。
对对方情急盟誓和申辩，这位职明灵巧、心地善良的女子终以半气半戏之笔加以责怪：“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满生教底？”脱空，是指说话不老实、弄虚作假。宋代吕本中《东莱紫微师友杂记》说：“刘器之（安世）尝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脱空”当是宋人俗语，她借此讽其所爱之人的殷殷的盟誓之言是念的一本扯谎经，不过是骗她而已。再补上一句“是那个满生教底？”以俏皮的口吻出之，至此，蜀妓佯嗔带笑之态活现在读者眼前了。
下阕蜀妓回过口气来，申说自己相思之苦：“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连用四个“不”字，“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与上阕四个说相对的深重，而“一味供他（为他）憔悴”，更见其痴爱。这正化用了情思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精神上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情意仍诚挚不变：“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连爱都来不及，那还有时间去咒你，这表现得极为真切入微！这是舍不得咒，不忍心咒呵！从这至爱的深情，可知其上阕对客的责怨。也全出于爱之过甚。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妓女，被人轻视，求偶极难。“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多少烟花女子切身痛苦的体验。而一旦得一知心人，又是多么害怕失去他。故蜀妓此时所表现的又气又恼、又爱又痴的情态是极真实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
全词感情发自肺腑，出之自然。语言通俗，文意浅白，几乎全用口语，不假雕饰，更不隐晦完全出于真情实感不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加个性化，且使全词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蜀妓词之至妙，恰是如此。
这首小词写一夜失眠的感受，较注重构思与技巧。它是《人间词甲稿》里的第一首，当是王国维的早期之作。
古诗写失眠比较直率，像《关睢》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像《古诗十九首》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词人写失眠就不大喜欢直说，如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不言失眠而失眠自见。王国维这首词，也采用了温庭筠那种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
“点滴”的“空阶疏雨”和“迢递”的“严城更鼓”都不是足以影响人睡眠的声音。然而在寂静的春夜里，这两种若有节奏的声音一近一远互相应和，不免使睡不着的人更加心烦意乱，从而也就更加难以入睡。这两句是写景，但景中已触合有人的感受。
“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是说，好不容易才朦胧入梦了，可是一下子又从梦里惊醒。作者不直接说自己从梦中惊醒，而说梦被东风吹去。把抽象的、无形的梦说成似乎是有形的、可以被风吹动的东西，这又是一种故作曲折的技巧。“无据”，是“没有凭据”。这里所指的是“被东风吹去”的那个初成之梦，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梦。那么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梦还是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见的是“众中不惜搴帷问”的“天人”还是“摘得星辰顷满袖行”的“萦回岛屿”。诗人没有说，似乎也来不及去想。因为这时候窗外天空银河已经低垂，天很快就要亮了。
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用比较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来写出彻夜失眼的感受，可见作者在构思与技巧上下了一番工夫。但若论感情的分量，则显然不如《乙稿》中同样写彻夜失眠的那一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服时际”（《苏幕遮·倦凭栏》）。当然，《苏幕透》是一首悼亡词。作者在经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打击之后彻夜悲恸以至恍惚迷离，那种感情并不需要任何巧妙的修辞技巧。
构思安排，只耍直接说出来就足以深深地感动读者了。另外“梦境无凭而梦亦难成”的这种构思其实也不是王国维的创造，它来自宋徽宗（燕山亭）词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正如一些学者曾指出过的，王国维有时喜欢套用或改造前人的句子。对于套用和改造的效果，我们当然要看具体的作品。但就这种做法来说，则显然也是一种对技巧和文采的刻意追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论词虽然尚五代北宋词的“天工”，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并不排斥，有时还在刻意追求“人巧”。
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凡情无奇而自佳者，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然也。”有些抒情诗，看起来情景平常，手法也似无过人处，但回肠荡气，经久不忘，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回环往复的音乐节奏，及由此产生的“韵”或韵味。《重赠》就是这样的一首抒情诗。首句提到唱诗，就引人进入离筵的环境之中。
此句用“休遣玲珑唱我诗”作呼告起，发端奇突。唐代七绝重风调，常以否定、疑问等语势作波澜，如“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这类呼告语气容易造成动人的风韵。不过一般只用于三、四句。此句以“休遣”云云发端，劈头喝起，颇有先声夺人之感。
好朋友难得重逢，分手之际同饮几杯美酒，听名歌手演唱几支歌曲，本是很愉快的事，问题是何以要说“休唱”，次句就像是补充解释。原来，筵上唱离歌本已添人别恨，何况玲珑演唱的大多是作者与对面的友人向来赠别之词，那不免令诗人从眼前情景回忆到往日情景，百感交集，难乎为情。呼告的第二人称语气，以及“君”字与“我”字同现句中，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氛围。上句以“我诗”结，此句以“我诗”起，就使得全诗起虽突兀而款接从容，音情有一弛一张之妙。句中点出“多”“别”，已暗逗后文的“又”“别”。
三句从眼前想象“明朝”，“又”字上承“多”字，以“别”字贯串上下，诗意转折自然。四句则是诗人想象中分手时的情景。因为别“向江头”，要潮水稍退之后才能开船；而潮水涨落与月的运行有关，诗中写清晨落月，当近望日，潮水最大，所以“月落潮平是去时”的想象具体入微。诗以景结情，余韵不尽。
从艺术特色上看，此诗只说到就要分手（“明朝又向江头别”）和分手的时间（“月落潮平是去时”）便结束，通篇只是口头语、眼前景，可谓“情无奇”、“景不丽”，但却有无穷余味，能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因为该诗虽内容单纯，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萦回不已的音韵。它存在于“休遣”的呼告语势之中，存在于一、二句间“顶针”的修辞格中，也存在于“多”“别”与“又”“别”的反复和呼应之中，处处构成微妙的唱叹之致，传达出细腻的情感：与故人多别之后重逢，本不愿再分开；但不得已又别，恋恋难舍。更加上诗人想象出在熹微的晨色中，潮平时刻的大江烟波浩渺，自己将别友而去的情景，更流露出无限的惋惜和惆怅。多别难得聚，刚聚又得别，这种人生聚散的情景，借助回环往复的音乐律感，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里，音乐性对抒情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