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大凡诗人画家总爱把渔家生活想象成悠闲恬适,充溢着闲情逸致。因而,在失意于官场仕途,倦怠于羁旅行役时,也总把渔船钓竿,湖波江浪作为寄情的物象,柳荫船蓬即成了休憩避难的桃花源。在他们笔下,日月晨昏的渔夫生涯显得轻松舒畅,撒网逐浪的岁月也变得碧波荡漾,其乐无穷。但是,孙承宗的渔家别具一番情调,道出了渔家的艰难与哀怨,对诗人,画家号为“渔家乐”的时弊提出了诘难。
诗的前两句白描了两幅画,一幅是雪月江上风波图,一幅是浪尖捕捞图。在一个雪霁朗月的冬夜,迫于生计的渔夫撑着小船颠荡在浪尖上。江上北风凛冽,船板上涂满了清冷月光。遥看岸上厚厚的雪,在月色下闪着模糊的寒光。在阴冷的背景映衬下,凸显出打渔人家的辛苦。一个“呵”字,一个“提”字,生动逼真,人物神态毕现。呵一呵冻僵的手,试图让体温来驱走些弥漫的寒气,再拿起结满冰霜的竹篙来撑船,一股凉意直透心底,手还是麻木的,渔夫艰难的撑着篙,费力的撒着网,生活的小舟随波逐流飘荡着。
第三,第四句,直陈对诗人画家好为“渔家乐”流弊的不满。深斋重阁中的许多封建士大夫不去真正体察民苦,“不识”大自然的险风恶浪,却想当然的描摹出一幅幅风花雪月图,借以排遣仕途失意惆怅和苦闷。 要想如实描绘出渔家的苦乐,没有深入民间的勇气,是不行的。此诗观察细致,格调清新,文句简洁,描摹传神,笔力矫健,是为民请命的好诗。
姚范《授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说:“花卉九首(自注:指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和苏东坡、党怀英等人的八首描写花卉的诗)…….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元裕之认为“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是《戏题阶前芍药》高出其他几首花卉诗之处,而“清新婉丽”是六朝辞人所缺乏的。这样的评价毫不夸饰,恰如其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用戏谑的语气,轻松的笔调,清新的词句刻画芍药不同凡花的美好形象,极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诗人的“复起为人”的愿望。
诗一开头就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以突出芍药不同于普通花卉。“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窃窕留余春。”众花大多随着春天的到来开放,也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而芍药却把花儿开放在暮春时节。那鲜艳的花朵,露珠滚动,把枝条压得有些倾斜了,极像多饮了一杯佳酿而有点微醺的佳人,那美丽的姿态,把春天匆匆的脚步也换留住了。作者的刻画表现了芍药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品性。花如其人,芍药的形象实则诗人自我品性的物化。
接着,作者继续状写芍药自我欣赏的倩影和醉人的芳香。“孤赏红日暮,暄风动摇频。”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曳着芍药的枝叶,那婀娜的身影是那样的柔美。在没有百花争姘斗艳的春未,它并不感到孤独,它在欣赏自我,看重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夜晚,芍药沁人的芳香飘进窗内,好似来与静卧的人亲近。这四句诗用拟人的手法,把芍药人格化,极富情趣。写花的“孤赏”也是写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目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愿致溱洧赠”二句,陈思玉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结句虽戏,亦《楚辞》以美人为君子之旨也。”芍药美丽芬芳,高贵典雅,象征人的美好品德,也是作者自喻。好花赠美人,美人有喻君子之意。柳宗元少有大志,才华横溢,用世之心极切,可是流贬永州,一弃十年,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实际上是“拘囚”身份,是一个“闲员”,抱负不能实现,才华得不到施展,就象一朵被抛弃在荒野的芍药。为此他痛苦,愤懑,然而又始终没有放弃,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诗的结句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戏题阶前芍药》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一个“戏”字,全诗用戏谑的口吻,加上拟人手法的运用,文辞清新,意味蕴藉,难怪近人藤元粹称这首诗“可为后人咏物轨范也”。
相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写行人归意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本词起首即由此借来。“短长亭”,短亭、长亭,为古时设在大路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诗词中“长短亭”的意象历来是与羁旅漂泊之意连在一起的,本词中作者又进而在前面加了“南北”二字,使这长长的“行路”更显得漫漫不尽令人生愁了,因此作者谓之“无情”。路程本身距离的长与短,实为人的感觉,谓其“无情”更是人的情感的投射,所以这“行路无情”实在是“人有情”的表现,以“无情”衬“有情”更显出其“情”的强烈与深刻。接下来作品又从时间长久的角度来进一步写这“年去年来”的羁旅之苦。作者在另一首《南乡子》中写道:“游子绕天涯,才离蛮烟又塞沙。岁岁年年寒食里,无家。”这几句可谓这年复一年的“鞍马”行旅生活的注脚。令作者不堪的还不仅是这没有休止的漂泊之苦,更有一种老大无成而生命虚耗的憾恨,一语“何成”,已见词人憾恨之深;几许“雪茎”,更衬出其悲愁之重。长路漫漫,归期遥遥,匆匆行旅间,鬓丝已染霜雪而事业却无所成——游子漂泊的愁苦、憾恨与困惑就这样一层层地被推向了极致,弥漫于词中。
下片着重描写游子漂泊中孤清之怀。首二句述其寒夜读书的情景。宋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似为词人所本,不过词中所写当为作者生活实情的描述。其中“灯”的意象是耐人寻味的。它照明的不仅是羁旅中的孤舍,实际上更有主人公那颗孤寂的心。在漫漫旅途上,也只有“书”能给他以慰藉,让他得以超脱那难忍的孤独和愁苦。有了这“一檠灯”,整个凄寒的词境也顿然增添了几分暖意。檠,灯架,烛台,这里用作量词。同时,这灯下夜读的情节也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清高雅逸的襟怀,下旬中的“窗外几竿君子竹”即是这种襟怀的象征。“凄清”一词很准确地道出了竹子那身处孤寒之境却不失清雅风韵的品质。古人称松、竹、梅、兰为君子四友,故而作者在这里直接称竹为“君子竹”,词人在此直道“君子竹”,其深意便在于表达对不为时困而凛然有节的古君子之风的仰慕与追求。煞尾处“时作西风散雨声”又从听觉感受上来写竹: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显然,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君子竹”那潇洒无畏的风神,传达出的是词人不惧孤寒不夺雅志的精神。竹声“时作”,余音不绝,语虽尽而意未穷。
与唐宋词中某些抒写羁旅情怀之作的明显区别是,词人没有陷于孤独悲戚的情感中而不能自拔,上片言漂泊之苦,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但这只是一个铺垫,至下片则一“灯”擎而愁云散,述读书以明志,赋翠竹以寄情,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可谓“哀而不伤”者也,正如王鹏运评刘秉忠词所云:“雄廓而不失之伧楚”(《藏春乐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