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该诗着重抒写诗人赴湘水途中的感受。首句说:“湘流绕南岳”,展示出一幅气势壮阔的山水图画,同时在写景中暗寓行旅的路线。该句虽不事刻画,但着一“绕”字便可使人想见山形的曲折、水流的婉蜒。次句承上写舟行所见,极目望去,进入视野的都是青青的山色。一个“转”字颇值得玩味,它既与“绕”字呼应,传达出舟绕山而行的逼真感受,而且隐约透露出诗人的内心情绪。因为青青山色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如果一路行来,转过一山又是一山,眼前唯见青山白水,久而久之,自不免觉得单调乏味,更何况从下文可知诗人此行并非为着游山玩水,所以开头两句虽只是写景叙事,已为全诗奠定了倦游的基调。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是该诗的主旨,全诗的写景抒情都从这两句生发。上句揭示了行旅“未能已”的原因乃在于“怀禄”,具体到该首诗不过是作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从中可见诗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处境。下句接着说因“屡所终”之故,旅途的自然山水在他的眼里统统失去了新鲜感和吸引力。这两句诗语调低沉,其中不仅流露出诗人的羁旅之感、飘泊之叹,还有诗人对宦游生涯的厌倦。
正因为诗人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并且移情于物,所以湘江上的一切景物便都蒙上了一层凄清黯淡的色彩。“烟屿”以下四句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处处渗透着诗人主观感情的图景。五、六两句,一从视觉着笔,一从听觉入手,传达出旅人白天、夜晚的不同感受,运笔极为简练。“烟屿”本是美景,惜乎只“禄春望”,言外之意是眼下却不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猿啼本自凄哀,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格外显得凄厉,使人伤情。这两句一“禄”一“莫”,正反成对,使诗意跌宕不平。接着两句继续写旅途情景,但变换了一种角度。江水迢迢,长途漫漫,一叶孤舟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夜晚,日复一日,简直不知何日是归期、何处是尽头!如果说上两句侧重抒发的是诗人凄凉感伤的情怀,那么这两句更多地带有孤寂苦闷的意味。
以上八句层层蓄势,结末的抒慨虽语气直露却情真意切、水到渠成。“浮没”一词,语意双关,既指行舟的随波逐流,也喻宦海的沉浮,“浮没从此去”一句似乎很旷达,但紧接着便是一声嗟叹:“嗟嗟劳我形。”并在此沉重的叹息中收束全诗。
该诗将山水同行旅结合起来写,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行旅诗。它没有对沿途风光多作刻画,而主要用赋的手法抒写行旅感受,即或写到景物,也是为这一主旨服务。联系诗人的际遇,不难理解,这行旅中的种种感受,正是他屡遭迁谪的经历和他厌仕途的心结在诗中的折射。诗人将它们不露痕迹而又富于启示地融进长途跋涉的体验中,从而创造出既真实动人又含蓄蕴藉的独特意境。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