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无价宝比有心郎,阐述了女子对爱情的重视和追求;以易求反衬难得,诉说了爱情追求的艰难与痛苦。诗人以自己切身的生活经验得出痛苦的结论,喊出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的苦闷心声,这是对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遭受婚姻不幸的高度概括。全诗格调哀婉,含蕴深刻。
韦毅《才调集》将这首诗直标为《寄李亿员外》。从诗意可以看出,此诗是在咸宜观当道士时写的,可以把这首诗看成是鱼玄机对李亿绝望后表示心迹的诗。
古代女人毫无地位,常被男人随意冷落抛弃,所以古代女人多有对男人之无情的不满和哀叹。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不能自由恋爱。腐朽的制度,造成许多男子在爱情上喜新厌旧,情意不专,因而女子要想寻得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比寻求一件无价之宝还难。
此诗是至情之语,不仅表现了她对李亿之无情的怨恨,也写出了古代被遗弃女子的怨愤,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幸的遭遇,喊出了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痛苦的心声。
鱼玄机才十四岁便嫁给李亿为妾,原先甚得李的宠爱,后李因其妻之谗言,而将玄机冷落。她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总结出了当时女子的爱情,哀婉的韵律,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词中所写的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中年人索莫的心境。静思身世,万感平生,仿佛对什么事情都麻木了。被愁苦浸的麻木了,莫可奈何只好任由它去,心的麻木只为了减少心灵敏感带来的精神苦痛。
上片写词人掩卷,从叙写眼前景物开始,想到了词人的心酸的过往,想到了词人更加努力地专研书籍,只是偶然听到的悲鸟啼叫,觉得时间易逝。
下片转而写词人的内心,“坐觉亡何消白日”写出了作者不知道如何消磨漫长的日子,只能借助校勘书籍来打发时间。内心的愁苦无法和人述说。
该词表达了词人深悲极苦之情和悲天悯世之意不被人知道,该词是词人从眼前寻常景物写起,却蕴含极为丰富的深情和哲理。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