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两句,写从小楼远望。西湖到处是青山,故作者在楼上远望时,被层叠的青山隔断了视线,不能望见遥远的“楚天”。这两句,情调有点惆怅,不但通过意象来表现,而且通过一个“还”字强调出来。“还”字有“又”和“仍”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想眺望远方,不料又被青山妨碍了,不能达到目的;这就显出了懊恼之意。曲文一开头就笼罩了一层低沉不快的情绪绪,从而为下面只体的叙述抒情定下了基调。
“昨宵入梦”三句为叙事,是说那位如花似玉的美人,昨天晚上进入到自己的梦境中来了,但她现在却不知在什么地方。这里借用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展现了一个美丽而又惆怅的梦境。说它美丽,是因为美人入梦,必有许多旖旎温馨,说它惆怅,是因为醒后相忆,不知她身在何处。这种别后酌“分明又向华胥见”(姜夔《踏莎行》),是曾令许多文人才士难堪的,张可久自不能例外。如果回过头来看,就会对开头两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原来,所谓“遥断楚天遐”,实寓两地分离,同“那人”的关系被隔断之意;而“青山”之碍,就可能包括人事的因素了。作者借景抒情的技巧,于此可见。
“门前朝暮”三句,沿着前篇的情感之流继续发展,叙述那段时间的生活:朝朝暮暮同自己相对的,只有“秋月”与“春潮”而已,非常寂寞,无聊。然而还不止此,“秋月”而曰“无倩”‘,“春潮”而曰“有信”,这就增加了数倍的感伤色彩。苏轼《水调歌头·中秋》词,有句云:“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埋怨秋月的无情,这里的“无情秋月”,即用其意。唐代李益《江南曲》有“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埋怨潮来有信,人归无期,这里的“有信春潮”亦用其意。因此,这三句在叙事写景中蕴含的感情色彩是浓厚的。
“看看憔悴”二句,结合暮春景物特征,借“飞花”与“残柳”,喻心绪的惆怅,形容的憔悴,“飞花”无定著,像心境的摇曳不定,“残柳”有亏缺,像双眉的皱损败残,这说明作者很善于形容。
这首曲,借暮春景物以抒发怀人的愁思,重在抒情而不是写景,而在情感的表达上又显得形象而含蓄,体现了张可久散曲典雅蕴藉的风格。
“堆枕”两句,卧听夜雨。言“括苍名姝”夜晚拥枕侧卧小阁中,突然间听到夜雨急促的泠泠声,她却偏说:“这与画屏上秋雨打叶一样,多么富有诗意啊。”“风碎”三句,此言实际上秋风中的秋雨就像断线珍珠似的.四处迸跳着,连日阴雨,空气湿润,使歌板因受潮而发出喑哑声,伊人也因无聊而屏闷,不由得紧锁起双眉。主、客观适成强烈反衬。“动罗箑”四句,梦境也。“罗箑”,即是罗扇,歌扇也。《说文·方言》:“扇,关以东谓之箑”。此言“名姝”因卧久而入梦。在梦中她轻摇歌扇,低吟浅唱,仿佛在低声倾诉自己心中的怨抑;碧纱窗上晃映着她歌舞时的零乱倩影。
“映梦窗、零乱碧”,即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应作零)乱碧’。”“待涨绿”四句,言等到了春深绿浓的落花时节,恐怕括苍名姝这位有情人也会效法唐代宫女韩氏,用“红叶题诗”。“红叶题诗”典故,据《太平广记》载:“唐禧宗时,宫女韩氏以红叶题诗,自御沟中流出,为于佑所得;佑亦题一叶,投沟上流,韩氏亦得而藏之。后帝放宫女三千,佑适娶韩,既成礼,各于笱中取红叶相示,乃开宴曰:‘予二人可谢媒人’。韩氏又题一绝曰:‘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欢酌”三句,“欢酌”者,荷塘与名姝两人也。此言毛荷塘即将离姝而去,时间也在细雨绵绵的秋天。从屋檐上滴下的细碎雨珠,好像离别人的清泪。为送别荷塘(故人),“括苍名姝”强打精神,反复梳洗打扮仪容,此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也。“漏侵”四句,言名姝为别荷塘而歌舞夜宴;荷塘为离开名姝而赋诗填词。但怕只怕,名姝的歌舞尚未终了,却已有“骖骑”来催促荷塘及早远行了。“丁东敲断”,按拍也。“弄晴月白”,即“吟风弄月”也。
按诗人常有吟咏风月之作,故世称作诗填词为“吟风弄月”,这里为求平仄、押韵,故变化之。“霓裳”,即《霓裳羽衣舞》也。“叹谢客”四句。“谢客”,谢灵运,好游山玩水,这里借指词人自己;“东阳”,沈约,东阳人,多病以瘦称,在此亦指代词人。词人说:只可惜我还没有能够与你这位“括苍名姝”见上一面,因此尽管我想得像沈约那样消瘦,还是无法想象出你与“听雨小阁”的庐山真面目,甚至在梦中我也不能到达你那儿。所以说我与你(指名姝)好比是“路隔重云”的大雁一样远隔在天南地北啊。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