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言富贵长年，那个是、生涯活计。茗饮一瓯，纹楸一局，沈烟一穗。
休言富贵长年，那个是、生涯活计。茗饮一瓯，纹楸一局，沈烟一穗。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
此诗中作者以高大挺拔、不畏霜雪的青松形象为喻，歌颂了在黑暗、腐朽、反动势力强大压力之下，不肯同流合污、傲岸不屈的君子。而以只能在春光中“卖阳百”的桃李作比，讽刺和嘲笑了那些只会阿附权贵、随波逐流的历史小丑，指出他们虽能取媚炫赫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碧叶成黄泥”的可悲下场，绝没有好结局。
诗分三层来写，每四句表达一层含义。“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首四句以青松之傲岸，喻君子之高风亮节。太华，指西岳华山。微飙，微风。这四句表面是说：西岳华山之上，生长着高大的青松。它巍然挺立，不畏风雪严寒。大自然赋予它百尺高的躯干，微风岂能将它吹弯吹折?实际意义则是，真正的正直之士，都是些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人，面对腐朽势力的迫害毫不畏惧。他们耿介正直，与生俱来，永不更改，绝不动摇。诗人用“长”、“亭亭”、“百尺高”来描绘着青松的形象，显示出其生长于高峻雄伟的名山之上挺拔傲岸之姿。以此象喻君子坦荡的胸怀、正直的德行、耿介的性格、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而“岂为微飙折”一句，以反诘作颂语，顿挫有力，表现出诗人对丑恶势力充满蔑视的鲜明态度。
接下来四句，写与青松形象恰恰相反的桃李。“桃李卖阳百，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桃李之花在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春风和煦的日子里来卖弄自己鲜百的姿容和美色，走路由此经过的行人莫不被其迷惑。然而，本质使然，当春光逝去之后，花儿褪色、凋零，乃至秋风起，便连碧叶也飘落得荡然无存，全都化作尘泥了。这里，以桃李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投靠、钻营投机、取悦权贵而得逞一时的小人，他们虽然暂时占据春光，得意非凡，使人们一度为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们会永远春风得意。但是一旦“春光扫地尽”，小人们所依附的权贵犯科、倒台，他们所依仗的腐朽势力大势已去，那么，这些人也就会“树倒猢狲散”，随之彻底完蛋。最后只落得个“碧叶成黄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悲下场。
桃李和青松，诗人是以对照的方式来描绘的。以松树的挺直，衬托出了桃李的低矮、卑琐、弯曲；以松树的凌霜傲雪，衬托出了桃李的畏风畏雨；以桃李的卖弄阳百，来反衬松树的刚正不阿；以“花、叶成泥”，来映衬青松的四季不改其容、千载仍挺立、雪压霜摧不失其青翠本色的坚贞个性。这种对比的写法，通过相互映照、反衬，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从而不仅节省了许多笔墨，也言简意赅地逐层揭示了题旨，给人以非常深刻豹印象。是非曲直异常分明，使人一望而知，马上便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诗人奉劝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希望他能够学习松树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而千万不要象桃李那样，靠着趋附时势而娇百一时。作为监察御使，更应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打击和挫折，也决不改变志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有所作为的人。“受屈不改心”，这是李白在唐玄宗统治集团黑暗统治之下，坚持进步政治理想的决心，也是向打击、迫害他的腐朽权奸的勇敢挑战，对黄裳之流的讽刺与规劝。
这首诗政治针对性较强，立场鲜明坚定，讽喻辛辣而刺意直切，使人读之，对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但是，因为较为直白，因而思想内涵不够丰富、浑厚、博大，认识的深度也略有欠缺。艺术上，首四句写青松，次四句写桃李，末四句为劝戒之语，形式整饬，结构完整，形象对比鲜明。吕居正《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近质野处……鲁直诗太尖新太巧处……”可见艺术欣赏不应专看其优点，也应知其不足。李白此诗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此诗与他的那些想象丰富、笔力劲健、情感充沛的回肠荡气之作风格有异，在表达正确思想的同时，艺术感染力略显逊色。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